劉火子文存

金仲華 1968年春，一個江南常見的寒冷的早晨，為了能及時到「牛棚」讓「打鬼隊」隊長點名，天還未亮透，我就趕緊起床，胡亂地洗臉、刷牙、穿衣，吃了早飯，跨出大門上路去，剛走下樓梯，迎面沖過來一個青年，金仲華的侄子金明生，他臉色刷白，木然地望著我喘息，半晌說不出話，一種不祥的感覺馬上竄進我的心頭。今天一清早奔著來，肯定出了什麼事了。不幸而猜中，他噙著淚水，結結巴巴地對我說，「伯父…伯父他……」，我問他到底怎麼回事。他痛苦地用手往頸部比劃著，說「是半夜兩點鐘出的事體，當時誰也不在意……」說著說著，便嗚咽起來，說不下去了。我盡力使他情緒安定下來。他告訴我，事情發生後，祖母——金仲華的老母親，才回憶起，半夜裡仿佛聽到樓上響過一聲木凳倒地的聲音，有誰意識到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老太太都快九十了，腿骨曾跌斷過，行動不方便，為此她十分怨恨自己當時未能到樓上去看看。 金仲華就這樣離開我們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叫我也難以抑制悲愴之情湧上心頭。但當我想到與仲華相依為命，年近九旬的老太太，想到數十年在仲華提攜下成長的我的夫人阿端（金端苓），想到……我強使自己的感情平靜下來，在這雷殛般的一瞬間，他們多麼需要力量給以支援啊。我同明生急忙回到屋裡，把情況告訴端苓，並一再叮嚀她，在這樣的時刻裡，需要的是堅強和鎮靜，特別囑咐她對母親一定要百般安慰。「牛棚」不能遲到半秒鐘，說罷，我便匆匆出門去了。 真佩服這位值得尊敬的金老太太，經受得起這場老來失子的爆炸性打擊，老母親表現極其堅強，沒作過一次呼天搶地的哭泣。老人家確信兒子生平行得正，站得穩，所有交往的朋友都完全是好人。出事之後，「四人幫」向她「外調」兒子的情況，她斬釘截鐵地對來人說：「我兒子是好人！如果我兒子做過什麼虧心事，可以拿我這副老骨頭來償還。」就憑這股正氣，老太太依靠兒女、孫子每月接濟，過著清貧的生活，倔強地繼續活了九年，直到1974年，才離開人世，享年九十六歲。朋友們都知道仲華事母至孝，但單從世俗倫理的母子觀念來理解是不夠的，這位老太太不但含辛茹苦把兒子撫養成人，而且一貫支援兒子從事的正義事業，在兒子死後繼續堅信兒子事業的正義性，不容許對兒子光明磊落的一生抹黑，對這樣的母親，怎能不尊敬，怎能不孝。 仲華去世的那一天，上海的造反派「英雄」們，正在文化廣場煞有介事地舉行學習積極分子大會。報社裡那些晨昏都強迫著我們低

楊剛 立意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在於把下面將要提到的一椿不大為人所知——然而決不是微不足道的史實留個記錄。 這史實的關鍵人物是楊剛。 楊剛不在人世已經多年了，許多年青讀者對她的名字可能會感到陌生，但是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新聞史中她是應該佔有一定地位的，她是一個很有才華，無限忠於革命事業的女作家、詩人、新聞記者。她活著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反擊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並取得輝煌勝利的年代，她用她的作品和行動，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有人說，楊剛這個名字，看來不像個女的。這是世俗的看法。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人的志向、性格和愛好。這個「剛」字——剛強的「剛」，剛硬的「剛」，剛正不阿的「剛」，正好反映出楊剛的為人。這方面不乏例子。比如說詩，至少有兩首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站在地球的中央》，是一首長詩，出過單印本，可惜幾經滄桑，我珍藏的一本，早已丟失，詩句雖已記不起來，但當時它發表在香港《大公報》副刊上時，以磅薄的氣勢引起讀者注意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另外一首詩，題名叫《望——》，發表在抗日戰爭年代的孤島上出版的刊物上。這裏摘抄幾段，讓我們共同品評下詩人的非凡氣概。詩發表時是豎排的，行與行之間有高有低，並且加了一些符號。如今直排是不可能了，讀者如果有心，還可以把它豎過來欣賞。 「望—— 煙 煙 煙 望——— 雲 雲 雲 大地深呼吸 呀 上去了 蒸騰 漫漫 雲開了——— 赤白的胸脯 空闔 含住了大氣 向 前 向 前 」 我們隨著詩人的眼光，凝望著祖國的空際，多美呀！詩人不僅用文字，而且加上符號，刻意地描繪著祖國的磅薄氣勢。人們讀著它，就像看著一幅寬銀幕，不，就傢站在巍巍山巔上，看田野的山嵐嬝嬝上昇，看萬里晴空白雲浮動，一切都在向前，又始終團結在一起。再看茫茫碧海，「環抱了秋海棠」——祖國地形的象徵。詩人為此而迷醉！ 楊剛並不是在熱衷於寫山水詩，她用這許多筆墨在於提醒敵人，中國是堅強的。她運用擬人的手法，寫祖國的偉大河山，又把祖國的山山水水比喻為「連天的剛鬣——撒旦的落腮鬍佈滿山，互貫地宇，根連根，梗連梗，蔓藤結住了崑崙和長白，大塊長了刺——小獅的毛針，四萬八千萬（注：抗日戰爭中國人口數字）上刺刀的槍桿！」詩人在描繪人格化了的祖國山山水水之後，又把頂天立地的山水比喻作四萬八千萬拿起刺刀捍

山城重慶以多霧而知名。天然的、社會的、政治的。濃而厚密，壓得人喘不過氣。我在重慶耽了一年左右，從來就沒有見過晴朗的天。太陽像一隻鹹鴨蛋，隱居在濃霧後頭，仿佛羞澀地面對人間。 在那些日子里重慶是政治的中心，政治霧氛就更加險惡了。特別當日本軍國主義在走下坡路時。躲在海棠溪黃山頂上那位獨夫、大擺胜利者的姿態。要走下山來摘桃子。妄圖排除一切與之抗衡的力量，囊括遍布大陸所有勝利的果實。四川人愛說幽默話，坐在家里或在茶館里，一坐下來擺龍門陣，就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那姓蔣的以「強者」自居，我可以拿腦殼打賭，人家是軍強、財強，民強，他呢，是「勉強」，同「字」不同「音」！問題說到實質了。參加「密蘇利號」受降，還是靠人家照顧得來的呢！當然重慶也有短暫的天晴日子。可是曇花一現。當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來到重慶向蔣介石國民黨展開談判，當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以及許多同志來渝，同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向知名文化界、民族資產階級、進步工人解釋我黨方針、政策。可惜當人們頭一次听到這許多立論新鮮、透徹有理的言論，腦子里還來不及消化時。 毒霧又開始彌漫山城了！中共談判代表團胸怀坦蕩，是為了勸說蔣介石國民黨停止發動內戰而來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蔣介石假惺惺地被迫在寫著「堅決避免內戰」。並確定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在共議和平大計的「雙十協定」上簽了名。然而簽名儘管簽名，蔣介石國民黨心里卻另有打算。他依仗岡村寧次撈來了一筆數自可觀的殺人利器。同時更仗著星條旗的撐腰，更不可一世了。打內戰既然是他的內行。又是他的既定方針，哪里肯罷休！ 人所共知，當政協開會的時候。場內鬥爭是激烈的。國民黨的一方，把人們渴望和平，公平分理組織聯合政府，合理對待人民軍隊的人數。給養參政員的名額等等問題，看成大撈一把，消滅人民生意的一種手段。不僅加此，暗地里還準備大開殺戒（界），特別令人氣憤的是。一反談判時的笑臉，在國民黨軍隊中到處磨刀霍霍，大量印發名為「剿共手冊」的小冊子。顯而易見，所謂政治協商會議只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塊魔術布而已。當時我從事編輯工作的《商務日報》，面臨嘉陵江，附近就設有兵工廠（或者軍火試驗場），各种口徑的來福槍和小鋼砲，整日響個不停。 這種不祥的朕兆，聽了真叫人煩死。於是反響來自社會各方，人們把希望寄托於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呼聲鋪天蓋地向著政治協商會議飛來，告誡玩

我出生在香港，後到廣州去讀書，畢業後到香港謀生。我在模范中學教書時，結識了當時香港一些進步人士如李拉特、葉錦田、李游子、羅理實（又名羅雁子他們當時與李拉特有聯系）、連貫等人。1934年初，我們在香港開展普羅文化運動，經常給香港的一些報紙副刊寫文章，那時香港的一些報紙正刊是反動的，但副刊經常登載些進步文章，記得我曾徑給《天南日報》副刊寫過關於普羅文藝理論研究的文章，分為十二講連載；也給《大眾日報》副刊寫過關於新興文藝方面的文章，也是分幾講連載，題目已記不清了。我們還出版過刊物《詩頁》、《今日詩歌》等等，我用過劉火子、劉朗、劉良月等筆名。 從一九三四年到抗戰初期，我們在香港從事的進步文化活動和組織有： 「深刻版畫研究會」和「新文學促進會」 1934年到1935年，在廣州、香港從事木刻藝術的一些同仁們，分別在廣州、香港成立了「深刻版劃研究會」，以團結版畫界的進步人士。廣州的研究會是由李華等人負責，香港的則由我和溫濤等人負責，溫濤同志後來去了延安。 1936年我們又成立了一個「新文學促進會」，主要負責人是我和葉錦田同志，會員曾發展到六、七十人，還出版了一種刊物《偕行》，四開版，在葉錦田同志的印刷廠印刷。《偕行》不僅登記香港的消息，也登廣州的消息，有一次紀念「五一」勞動節，我們用拉丁化漢字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內容是罵國民黨的，引起香港當局的注意，他們就追查這個刊物的處所，一直追到葉錦田同志的印刷廠，當香港軍警來搜查印刷廠時，不巧《偕行》的印版還沒有拆，被他們查出了那篇紀念文章，印刷廠和書店（書店在印刷廠前面）都被查封。這天正好葉錦田同志不在家，有位同志怕葉回來被抓走，就到他回家的路上截住他，告訴他印刷廠出事了，葉錦田同志就到了我家里暫時避避。當晚我忽然想起新文字促進會成員的名單還放在店里，於是我又跑到書店從後門偷偷進去把名單拿出來了，這才使新文字促進會的會員們沒有被捕，第二天我送葉錦田同志到廣州。 香港文藝協會和魯迅追悼會 1936年下半年，我和羅理實、李游子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一個香港文藝協會，這個協會的成員還有張任濤、李育中等人。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逝世，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以「香港文藝協會」的名義給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發出唁電致哀。開擬在港籌備召開魯迅先生追悼會。若單獨以我們的名義召開，恐怕香港當局不會批准。我和張任濤同志商量決定多找一些團體共同發起，於是我們就四處

大概在1936年春，我在香港九龍一家小學教書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人持一封介紹信來找我。恰巧我不在學校，來訪的人把住址寫在信封上，留下信便回去了。我是住在學校裏的，晚間回到學校才看到信，原來是在上海神州國光社工作的朋友方天白寫的。方天白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神州國光社編輯部工作，曾與王禮錫等合作翻譯出版過一本《唯物史觀世界史》。方天白在信裏寫道，有一位叫季之華先生的初來香港，人生路不熟，如有什麼問題需要幫助解決的，希望我幫個忙。第二天我便按介紹信信封上的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酒店去找季之華先生。 到了彌敦酒店，我敲門進到房間，只見房裏有兩個人在談話。經過我的自我介紹，其中一位戴著眼鏡，身穿一件白襯衫，用吊帶掛著褲子，顯得比較清瘦的中年人便迎上前來，他就是季之華。另外一人，穿著一件灰色絲綢長衫，雙肩拱起，臉色黝黑，看來身體相當衰弱。兩人對我都十分熱情，我們在一張中間嵌大理石的紅木圓桌子邊旁坐下，談得倒很隨便。季之華比較關心的是有關香港和廣州的情況。 我是生在香港，長在廣州的，就向他提供了一些情況。當時廣州正在軍閥「南天王」陳濟棠統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陳濟棠手下有一個叫何■的公安局長殺過不少共產黨人，一個在培正中學教書的共產黨員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害的。我把香港英國當局和一些高等華人、洋奴的丑惡行徑也全講了。至于一些深入到本質的問題，我可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同季之華就是這樣只見了這一次。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大概是七君子事件發生後，我從印刷品的照片上認出，那位季之華原來就是鄒韜奮先生，我不禁十分激動地叫起來，這是多麼遺憾的事啊！鄒韜奮先生自從主編《生活周刊》以來，我是一個非常忠實的讀者，直至被國民黨「勒令」停刊，我沒有一期脫漏過。是他在「九．一八」和「一．二八」國難深重的日子裏，用一篇又一篇的小言論激發起我們的愛國熱情，從此走上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道路，他是我所推崇備至的先進人物之一。可是我和他對談了好些時候，竟然相談不相識！ 那個在彌敦酒店裏陪同鄒韜奮談話的人，在兩年以後我們彼此認識了，那時我已離開學校，從事新聞工作，在香港一家報社擔任戰地記者，並加入了當時的進步組織「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香港分會成立的時候，我見到他依然穿著灰色絲綢長衫，在主席台上講話，原來他就是惲逸群。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從香港文匯報回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和惲逸群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時，他

每年進入九月，香港《文匯報》的戰友們便忙於籌備創刊紀念活動了，特別是逢五、逢十大喜年頭，籌備工作就動手得更早些，這是理所當然的，五年一小結，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正是激勵士氣最好時候。今年是我們這個報紙紮根島上的第三十五周年，我，作為文匯報的一名老戰士，雖然地隔千里，也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遙望南天，看到報紙的道路越走越寬，家業越來越大，揚名四海，讀者遍及五洲，我怎能不感到親切、欣慰，不感到興奮、光榮！感謝堅持工作的戰友們，報紙達到今天的高度，是和你們的辛勤勞動，出色貢獻分不開的。 自我從事新聞工作以來，有三十多年是同《文匯報》這三個字聯繫著的。特別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更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我常常想，《文匯報》立足於香港「報林」之中，也數得上是老資格的報紙了。使它歷久不衰，靠的是什麼？首先是祖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如果沒有一支來自五湖四海，願為實現自己的信念而奮鬥的新聞隊伍作骨幹，要辦好報紙也是不可能的。不妨回顧一下三十五年來每一個歷史環節的人員情況，我們報紙的隊伍可真夠棒的了！當年是這樣，今天更是這樣，無論哪一個工作崗位，它集中多少新聞界的好手啊。我曾細細數說，今天活躍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為四化作出貢獻的，其中又有多少正是當年的老文匯！他們或者是專家、學者、教授、幹部、新聞記者，或者是作家、詩人、畫家、電影工作者，或者是■■，據我所知，在北京就有聶鉗弩、劉思慕、楊培新、石方禹、米穀、公劉；在上海就有柯靈、蔣文傑、唐海、鄭拾風、胡星源、黃立文；在廣西就有莫迺群、秦似；在廣州就有洪遒、陳朗、方亢等等，等等。至於當時作為特派記者在黑暗大陸進行採訪活動，給報紙提供稿件、情況的那就更多了，現在上海的欽本立就是其中的一個。祖國即將破曉的時候，荷裏活道那間破房子內情緒之高昂，是令人難忘的。其時徐鑄老領導我們工作，五湖四海，熔於一爐。當遼瀋、淮海、平律三大戰役捷傳來之時，編輯部總是歡呼聲不絕，工作熱情前所未有。不久徐鑄老應邀到了北京，編輯部工作便先後由金仲華、劉思慕、莫迺群三公分別負責，香港是處在解放軍炮火射程以外的地方，情況十分特殊。雖然島上絕大多數同胞都張開雙臂歡迎著祖國黎明的到來，也有為數甚微的人感到沮喪，把疑慮的眼光、仇恨的眼光、恐懼的眼光投向我們，這都需要我們做大量工作，有的給予反擊，有的給予解釋。 在這方面金、劉、莫諸公的宣傳藝術

重溫了抗日戰爭年代的顛沛流離，也重拾了友情的溫馨；可是曾膾炙香港同胞的《蝦球傳》作者卻永遠離開我們了！…… 最近中央電視台和一些地方台先後播放連續劇《蝦球傳》，使我又一次想起了谷柳。《蝦球傳》當年在香港《華商報》連載時，曾經吸引了廣大讀者。如今它通過螢光屏再現於全國觀眾之前，雖然在翻譯成普通話對白時，未能很好地表現出原作中語言的韻味和含義，但由於它具有鮮明的主題、動人的情節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仍然深為觀眾所賞識。谷柳有知，他一定會為此而感到欣慰。 我同谷柳認識是在三十年代的香港。那時他不叫谷柳，而叫顯襄。早年同他一道的老朋友總愛在別人面前阿襄長阿襄短地稱道他。久而久之，我無形中有了這樣一個印象，這個人很能贏得朋友。可惜當時他不在香港，我無緣與之結識。大約在一九三六年底，記不清是在誰的家裏，我們突然見面了。啊，這位神交已久的黃顯襄，果如想像中那樣，謙遜、誠懇而熱情，我們很快就熟稔了。他有一雙大而微凸的眼睛，而臉頰卻顯得消瘦。看來他習慣每隔三四天才刮一次臉，在那微陷的腮邊，常常是一層密密麻麻的鬍茬。他說話時有點口吃，然而並不影響他對自己思維的表達。就是這個顯襄，在我們相識不久便離開香港到內地去了。行前不招呼，以後也不通，信，我們畢竟是新交，這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烽煙席捲大半個中國。一九三八年十月，戰火燒到華南，日軍在大鵬灣登陸，隨即佔領廣州。香港同內地的聯系一下子給搯斷了。那時我在香港《珠江日報》工作，為了適應讀者了解家鄉情況的需要，報社決定派我作為戰地記者到華南戰場採訪新聞。我馬上就出發，先到澳門，通過拱北關，進入石岐，直趨江門。這是第一站。然後從江門往肇慶，溯西江而上，經廣西、湖南到韶關。這個圈子兜得相當大，然而捨此別無其他道路了。我到江門的當天，正是日本飛機狂轟濫炸後的第二天，老百姓說日本飛機飛得很低，差點用竹竿都可以把它下來。我在一間旅館剛住下，便去觀看炸後的現場，沒想到顯襄也在那裏！此時此地相遇，不消說愉快極了！他請我去飲茶，吃牛肉炒河粉和當地有名的河塘芥蘭。顯襄身穿晒得泛黃的國民黨軍服，原來抗戰一打響，他就投身到國民黨軍隊中搞抗日宣傳工作去了。他給我講了一大堆發生在國民黨軍隊裏的荒唐故事，使我在以後寫通訊報道時增添了不少生動的題材。 顯襄的生命是充實而多彩的。這時我才知道他出生於安南（越南），在雲南渡

在《而巳集》和《三閑集》裏，魯迅收進了好幾篇有關香港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無聲的中國》，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魯迅自廣州到香港，當夜在青年會禮堂發表的演說稿。第二天，還是在同一個地方，魯迅又發表了另一次演說，題名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可惜底稿尋不著了，當年沒收進集子。對於這兩次演說，當時島上的統治者及其黃臉孔的紳衿們，無疑是十分頭痛，視為「邪說」。主持其事的人因而到了許多困難，而且在演說中途還發生了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把它收藏起來，借以使別人進不得會場的醜劇。演說稿也非得經過刪改才許登報。 然而魯迅的影響決不是一小撮人所能堵得住的。魯迅演說的當天，儘管大雨滂沱，更兼有人破壞，青年會禮堂還是座無虛席。 一九三六年，當魯迅長眠於上海萬國公墓時，香港又舉行了一次同魯迅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集會。巧就巧在這次集會恰又是在青年會禮堂舉行，而且聲勢比魯迅生前的那一次演講會來得更大！ 今年是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追記一下那次集會，倒是很有必要的。從那個時候算起，時間已過去四十五年，對於那次集會，青年人一定知之不多，就是五六十歲的人，如不翻閱當時報刊，也不一定記得起來。那就從頭說起吧。 那時香港新成立了一個文藝協會，是從上海來的一些文藝界朋友如戴望舒等人同原來在香港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一起搞起來的，其中有羅雁子（羅理實）、李遊子、張任濤（張建南）、李育中、侶倫、張弓等，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記得頭一次發起人會議是借深水埔大埔道的「深水埔幼稚園」舉行的。大家坐在髹上綠色的矮凳子，圍著小方桌交換如何開展工作的意見。那時恰好在十月下旬，魯迅逝世的不幸消息傳來，大家認為協會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給魯迅治喪委員會發個唁電。這是香港文協的頭一次在社會上露面。接下來便一致決定以香港文協的名義向有關團體倡議，聯合舉行一次追悼大會。推定張任濤和我擔任籌備聯絡工作。 張任濤是新聞記者，社會關係多，人頭熟。我們聯系的頭一個對象是青年會。理由有三。一、舉行追悼會得有一個會場，青年會禮堂是個理想的地方；二、青年會禮堂是當年魯迅發表演說的地方，有紀念價值；三、當時的青年會不只是搞宗教活動，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它是十分積極的，經常開展歌詠活動。我們直接同它的總幹事聯系，他一口就答應同我們一起發起這個追悼會。我們的第二個對象是香港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它附屬的中文學院，任院長的許地山和當教授的馬鑑都同魯迅認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