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香港，後到廣州去讀書，畢業後到香港謀生。我在模范中學教書時，結識了當時香港一些進步人士如李拉特、葉錦田、李游子、羅理實（又名羅雁子他們當時與李拉特有聯系）、連貫等人。1934年初，我們在香港開展普羅文化運動，經常給香港的一些報紙副刊寫文章，那時香港的一些報紙正刊是反動的，但副刊經常登載些進步文章，記得我曾徑給《天南日報》副刊寫過關於普羅文藝理論研究的文章，分為十二講連載；也給《大眾日報》副刊寫過關於新興文藝方面的文章，也是分幾講連載，題目已記不清了。我們還出版過刊物《詩頁》、《今日詩歌》等等，我用過劉火子、劉朗、劉良月等筆名。
從一九三四年到抗戰初期，我們在香港從事的進步文化活動和組織有：
「深刻版畫研究會」和「新文學促進會」
1934年到1935年，在廣州、香港從事木刻藝術的一些同仁們，分別在廣州、香港成立了「深刻版劃研究會」，以團結版畫界的進步人士。廣州的研究會是由李華等人負責，香港的則由我和溫濤等人負責，溫濤同志後來去了延安。
1936年我們又成立了一個「新文學促進會」，主要負責人是我和葉錦田同志，會員曾發展到六、七十人，還出版了一種刊物《偕行》，四開版，在葉錦田同志的印刷廠印刷。《偕行》不僅登記香港的消息，也登廣州的消息，有一次紀念「五一」勞動節，我們用拉丁化漢字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內容是罵國民黨的，引起香港當局的注意，他們就追查這個刊物的處所，一直追到葉錦田同志的印刷廠，當香港軍警來搜查印刷廠時，不巧《偕行》的印版還沒有拆，被他們查出了那篇紀念文章，印刷廠和書店（書店在印刷廠前面）都被查封。這天正好葉錦田同志不在家，有位同志怕葉回來被抓走，就到他回家的路上截住他，告訴他印刷廠出事了，葉錦田同志就到了我家里暫時避避。當晚我忽然想起新文字促進會成員的名單還放在店里，於是我又跑到書店從後門偷偷進去把名單拿出來了，這才使新文字促進會的會員們沒有被捕，第二天我送葉錦田同志到廣州。
香港文藝協會和魯迅追悼會
1936年下半年，我和羅理實、李游子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一個香港文藝協會，這個協會的成員還有張任濤、李育中等人。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逝世，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以「香港文藝協會」的名義給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發出唁電致哀。開擬在港籌備召開魯迅先生追悼會。若單獨以我們的名義召開，恐怕香港當局不會批准。我和張任濤同志商量決定多找一些團體共同發起，於是我們就四處聯系，找到「中華基督青年會」和「歐美同學會」，他們也同意參加。就以我們四個團體的名義聯會召開。但香港當局還規定要有一位在香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紳士出面申請方能批准。於是我們又去找到一潮州籍的紳士杜其章先生，請他出面向香港當局申請，這樣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才批准召開追悼會。我們商量決定會議地點就在基督教青年會的禮堂，時間故意選在十一月十一日，這一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平紀念日，香港的總督和官員們都去出席在皇后像舉行的隆重儀式，他們的注意力在儀式上，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開追悼會。
追悼會來了一千多人，香港的進步團體、學校和進步人士都送了輓聯。輓聯內容大部分罵蔣介石的，這次會議實際上成了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大會。會議是由我主持，會議程序除按原議程進行外，還有不知名人士即席上台講演，記得有吳邁（上海有名的律師、曾跟楊杏佛一起參加宋慶齡主持的民族保降大聯盟），他上台演講鼓動性很大，還有大眾日報的總編輯任畢明也上台講了話。會快開完時，香港當局的包打聽來了，會也結束了。後來香港政府查了很久也沒查出甚麼名堂來。第二天《大眾日報》上整版的登載了這次會議的消息。最近香港中文大學一位講師盧瑋鑾在香港出版的《抖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香港（1936-1941）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比較詳細地講到這件事。
「港九戰地文藝服務團」和「業餘聯誼社」
1937年「八．一三」後，香港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在香港思豪酒店開過一次大會，這次會議是由連貫組織的。抗戰初期我和連貫一起還組織過一個「港九戰地文藝服務團」。服務團成立時還發表過宣言，宣言是由我起草的。團長是林望中（原名林蒂，現是福建省外辦副主任），還有曾眉（已故）和張任濤（他那時是大眾日報的記者），後來由林望中等人將這個團一直帶到了延安。
1937年後，內地很多人到了香港，如喬冠華、金仲華等，都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這時以香港銀行界的職員白領階級為主，成立了一個「業餘聯誼社」，現上海市民盟負責人時宜新和現在北京的孫源都是當時聯誼社的成員，袁水拍也參加過聯誼社，他們經常請喬冠華去作報告，還演出進步話劇。
當時在香港活動的還有何思敬同志，他在香港開過一個半島書店，梅龔彬、梁上苑（現在外交部）、吳華胥（現在汕頭市，已離休）、劉柏航（現在開平教書，廣州22中工作的劉堅知道他。）那時都在香港。
1983年11月14日，葉錦田同志約廣東省黨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楊起君、譚秀珍同志到上海劉火子同志寓所訪問，由劉火子同志和葉錦田同志共同回憶三十年代他們在香港從事的革命活動。此稿由楊起君記錄整理，未經劉火子同志審閱，葉錦田同志的講話另行整理。
1984年1月3日整理打印
從一九三四年到抗戰初期，我們在香港從事的進步文化活動和組織有：
「深刻版畫研究會」和「新文學促進會」
1934年到1935年，在廣州、香港從事木刻藝術的一些同仁們，分別在廣州、香港成立了「深刻版劃研究會」，以團結版畫界的進步人士。廣州的研究會是由李華等人負責，香港的則由我和溫濤等人負責，溫濤同志後來去了延安。
1936年我們又成立了一個「新文學促進會」，主要負責人是我和葉錦田同志，會員曾發展到六、七十人，還出版了一種刊物《偕行》，四開版，在葉錦田同志的印刷廠印刷。《偕行》不僅登記香港的消息，也登廣州的消息，有一次紀念「五一」勞動節，我們用拉丁化漢字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內容是罵國民黨的，引起香港當局的注意，他們就追查這個刊物的處所，一直追到葉錦田同志的印刷廠，當香港軍警來搜查印刷廠時，不巧《偕行》的印版還沒有拆，被他們查出了那篇紀念文章，印刷廠和書店（書店在印刷廠前面）都被查封。這天正好葉錦田同志不在家，有位同志怕葉回來被抓走，就到他回家的路上截住他，告訴他印刷廠出事了，葉錦田同志就到了我家里暫時避避。當晚我忽然想起新文字促進會成員的名單還放在店里，於是我又跑到書店從後門偷偷進去把名單拿出來了，這才使新文字促進會的會員們沒有被捕，第二天我送葉錦田同志到廣州。
香港文藝協會和魯迅追悼會
1936年下半年，我和羅理實、李游子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一個香港文藝協會，這個協會的成員還有張任濤、李育中等人。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逝世，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以「香港文藝協會」的名義給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發出唁電致哀。開擬在港籌備召開魯迅先生追悼會。若單獨以我們的名義召開，恐怕香港當局不會批准。我和張任濤同志商量決定多找一些團體共同發起，於是我們就四處聯系，找到「中華基督青年會」和「歐美同學會」，他們也同意參加。就以我們四個團體的名義聯會召開。但香港當局還規定要有一位在香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紳士出面申請方能批准。於是我們又去找到一潮州籍的紳士杜其章先生，請他出面向香港當局申請，這樣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才批准召開追悼會。我們商量決定會議地點就在基督教青年會的禮堂，時間故意選在十一月十一日，這一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平紀念日，香港的總督和官員們都去出席在皇后像舉行的隆重儀式，他們的注意力在儀式上，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開追悼會。
追悼會來了一千多人，香港的進步團體、學校和進步人士都送了輓聯。輓聯內容大部分罵蔣介石的，這次會議實際上成了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大會。會議是由我主持，會議程序除按原議程進行外，還有不知名人士即席上台講演，記得有吳邁（上海有名的律師、曾跟楊杏佛一起參加宋慶齡主持的民族保降大聯盟），他上台演講鼓動性很大，還有大眾日報的總編輯任畢明也上台講了話。會快開完時，香港當局的包打聽來了，會也結束了。後來香港政府查了很久也沒查出甚麼名堂來。第二天《大眾日報》上整版的登載了這次會議的消息。最近香港中文大學一位講師盧瑋鑾在香港出版的《抖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香港（1936-1941）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比較詳細地講到這件事。
「港九戰地文藝服務團」和「業餘聯誼社」
1937年「八．一三」後，香港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在香港思豪酒店開過一次大會，這次會議是由連貫組織的。抗戰初期我和連貫一起還組織過一個「港九戰地文藝服務團」。服務團成立時還發表過宣言，宣言是由我起草的。團長是林望中（原名林蒂，現是福建省外辦副主任），還有曾眉（已故）和張任濤（他那時是大眾日報的記者），後來由林望中等人將這個團一直帶到了延安。
1937年後，內地很多人到了香港，如喬冠華、金仲華等，都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這時以香港銀行界的職員白領階級為主，成立了一個「業餘聯誼社」，現上海市民盟負責人時宜新和現在北京的孫源都是當時聯誼社的成員，袁水拍也參加過聯誼社，他們經常請喬冠華去作報告，還演出進步話劇。
當時在香港活動的還有何思敬同志，他在香港開過一個半島書店，梅龔彬、梁上苑（現在外交部）、吳華胥（現在汕頭市，已離休）、劉柏航（現在開平教書，廣州22中工作的劉堅知道他。）那時都在香港。
1983年11月14日，葉錦田同志約廣東省黨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楊起君、譚秀珍同志到上海劉火子同志寓所訪問，由劉火子同志和葉錦田同志共同回憶三十年代他們在香港從事的革命活動。此稿由楊起君記錄整理，未經劉火子同志審閱，葉錦田同志的講話另行整理。
1984年1月3日整理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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