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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仲華 |
1968年春，一個江南常見的寒冷的早晨，為了能及時到「牛棚」讓「打鬼隊」隊長點名，天還未亮透，我就趕緊起床，胡亂地洗臉、刷牙、穿衣，吃了早飯，跨出大門上路去，剛走下樓梯，迎面沖過來一個青年，金仲華的侄子金明生，他臉色刷白，木然地望著我喘息，半晌說不出話，一種不祥的感覺馬上竄進我的心頭。今天一清早奔著來，肯定出了什麼事了。不幸而猜中，他噙著淚水，結結巴巴地對我說，「伯父…伯父他……」，我問他到底怎麼回事。他痛苦地用手往頸部比劃著，說「是半夜兩點鐘出的事體，當時誰也不在意……」說著說著，便嗚咽起來，說不下去了。我盡力使他情緒安定下來。他告訴我，事情發生後，祖母——金仲華的老母親，才回憶起，半夜裡仿佛聽到樓上響過一聲木凳倒地的聲音，有誰意識到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老太太都快九十了，腿骨曾跌斷過，行動不方便，為此她十分怨恨自己當時未能到樓上去看看。
金仲華就這樣離開我們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叫我也難以抑制悲愴之情湧上心頭。但當我想到與仲華相依為命，年近九旬的老太太，想到數十年在仲華提攜下成長的我的夫人阿端（金端苓），想到……我強使自己的感情平靜下來，在這雷殛般的一瞬間，他們多麼需要力量給以支援啊。我同明生急忙回到屋裡，把情況告訴端苓，並一再叮嚀她，在這樣的時刻裡，需要的是堅強和鎮靜，特別囑咐她對母親一定要百般安慰。「牛棚」不能遲到半秒鐘，說罷，我便匆匆出門去了。
真佩服這位值得尊敬的金老太太，經受得起這場老來失子的爆炸性打擊，老母親表現極其堅強，沒作過一次呼天搶地的哭泣。老人家確信兒子生平行得正，站得穩，所有交往的朋友都完全是好人。出事之後，「四人幫」向她「外調」兒子的情況，她斬釘截鐵地對來人說：「我兒子是好人！如果我兒子做過什麼虧心事，可以拿我這副老骨頭來償還。」就憑這股正氣，老太太依靠兒女、孫子每月接濟，過著清貧的生活，倔強地繼續活了九年，直到1974年，才離開人世，享年九十六歲。朋友們都知道仲華事母至孝，但單從世俗倫理的母子觀念來理解是不夠的，這位老太太不但含辛茹苦把兒子撫養成人，而且一貫支援兒子從事的正義事業，在兒子死後繼續堅信兒子事業的正義性，不容許對兒子光明磊落的一生抹黑，對這樣的母親，怎能不尊敬，怎能不孝。
仲華去世的那一天，上海的造反派「英雄」們，正在文化廣場煞有介事地舉行學習積極分子大會。報社裡那些晨昏都強迫著我們低頭彎腰請罪的人，一下子都成了學習積極分子，正在興致勃勃地準備出席大會。我把仲華的不幸消息寫「思想匯報」，交給那個管「牛」的頭頭，原先我已作好挨鬥挨批的思想準備，沒想到這一天，那個「司令」幾乎看都不看，就把紙頭塞進口袋，冷漠地瞧我一眼就走開了。
我真想去向仲華同志遺體告別，但「文化大革命」有規矩，既被打成牛鬼蛇神就得六親不認，即使在馬路上踫到親友，打個招呼，也被說成是「黑串連」，遭受批鬥。仲華雖死，我也無權去見他最後一面。當時「四人幫」對仲華之死，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仲華去世的當天，端苓就被告誡，不許聲張出去，「誰走漏消息，誰就得負責，格鬥勿論！」其實我們還能告訴誰呢？
就在仲華事發第三天，我們被抄了家，端苓給隔離起來。從此經過漫長的八年，素有社會活動家美譽的金仲華成了迷一樣的人物，生死未卜。老朋友想探一探究竟，受到阻攔。葉聖陶老先生有次來上海，問負責接待的人（應該說是監視的人）表示想看看兩個人，一是仲華，一是豐子愷，沒有獲得同意。應宋老太太邀請來華訪問的國外朋友提出要見金仲華，遭到拒絕，外國來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來到上海要看看金端苓，端苓事先得到指示，回避談論金仲華的問題。因此，每當外國朋友心急地向他問起她哥哥金仲華的情況時，她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外賓心裡有數，就不再問了。最可惡的是，「四人幫」的爪牙們把仲華的遺體送去火葬時，竟也吩咐火葬場工作人員，作「無主」處理！直到1978年，仲華沈冤得雪，骨灰再也無法找到，在烈士公墓舉行安葬儀式時，仲華的骨灰盒裡只裝著他生前用過的一支鋼筆和一枚圖章。
1965年年底，由於文痞姚文元署名的那篇「劇評」在報上發表，標誌著十年動亂的號角吹響了。那時仲華剛剛出國回來不久，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國了，還是單人匹馬出去的，而任務卻很不簡單，可見黨對他是十分信任的。對於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他讀之再三，很不理解。吳唅是他的好朋友，常有來往（有次是吳來上海，到金家作客，飯後還玩了一會橋牌）。他深知吳唅是一個十分忠誠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什麼突然對吳下刀？為什麼把一個不久前還被稱頌的，死了近四百年的明代官員海瑞作為箭垛？他不明白，問我，我也說不清楚。隨著形勢的發展，更使人目昏眼眩了，一下子整個社會混亂起來了，像一籮筐雞蛋打翻在地，成了不可收拾之勢。學校沒有人讀書，說是停課鬧革命；工廠裡機器不開動，說是不給修正主義生產；火車不按時發車；許多家庭隨便被人入侵抄家，主人戴著高帽子遊街，敲著破臉盆辱罵自己是吸血鬼、走資派……為什麼要這樣糟踏人的尊嚴？即使是跟著黨走了幾十年像金仲華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經歷過多少風風雨雨、還是苦思不得其解。但是他極力使自己平靜下來，捫心自問，一生光明磊落，黨說一，他從不說二，他深信黨是瞭解他的，群眾是瞭解他的。最苦惱的是，到了辦公室，開始沒人理他，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了，沒有人好好工作，更沒有人學習，他被冷落在一邊，除了奉命打掃衛生以外，無所事事。儘管如此，他自己幾十年來一貫的工作、學習方式依然堅持下來。我記得他說過，這沒什麼，群眾運動麼就是這樣，猶如大掃除，不經心把掃把踫著人，打碎一兩件小東西是常有的事，有什麼要緊！他每天還是全神貫注地讀報紙、聽廣播，關心人類的正義事業，分析國際問題的每一個動向，注意每一個事態的來龍去脈。幾十年來從未間斷的資料工作仍然堅持著做，從劃紅杠杠到剪貼沒有停下來。印尼問題發生的當天，他聽到廣播之後，激動的不得了，攥起拳頭往桌上一敲，連呼糟糕。由此可見，不管外面鬧翻天，仲華仍然安之若素。有一位在他領導下從事研究工作的國際問題專家，有一天拄著拐杖上門來看他，傾吐自己的想法，他給他以安慰，勸他不要悲觀，要加強信心。這位朋友對仲華這一席話，非常受用。當他一旦接到仲華不幸消息時，認為無論如何不可相信：這樣達觀，堅強而有遠見的人，怎可能走這樣的路呢！事後，許多朋友都會想起，有時夜深了，仲華撿起電話給他們來一次通話，互道平安，互相慰藉。巴金就是他經常通話的老朋友中的一個。
然而，這場運動畢竟不像打掃衛生那樣輕巧，傷害他的事接踵而來。起先是他領導的那個單位越來越多地出現指名道姓的大字報，說他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還有的指責他提倡認真專研業務，而不提倡認真讀「毛選」，讀「語錄」。上綱上線，可他倒不在乎這些，認為這是兩碼事，是能說清楚的。也有那麼幾個能說會道的造反派頭頭，「上躥下跳」，不斷對他施加壓力，他們到底想從他身上撈到些什麼，他可弄不清楚。這時候，每天打開電視機，幾乎都有「鬥批會」的實況轉播，陪同他收看的只有老母親，冷冷清清。熒光屏上出現的盡是些熟悉的臉孔，或者是同僚，或者是學者、教授、藝術家，一個個被揪著頭髮，雙臂反扭在背後，像噴氣機樣子被押上審判台，胸前掛著沈重的大木板，寫上被打上XX的名字，跪在地上。一張張極其痛苦的臉孔，使他看了十分難過。有一天，他狠狠地關上電鈕，再不忍看下去了，對我和端苓說：「現在還好，就不知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呢！」顯然潛台詞沒說出來。
不知來自何方的「紅衛兵」，一批又一批闖到他的家裏。金仲華的家面臨復興路上，大門沒有任何攔阻，街上的行人都可以按門鈴。此刻，誰按一下門鈴，老保姆就會開門，紅衛兵們來勢洶洶地向仲華提出一連串要求：配房子呀，裝電話呀，印小報呀，給棉大衣呀……等等，等等。小將們怎會知道，這時候的金副市長，連常用的小車都不給他了，還能有什麼辦法去滿足他們的要求！再說，仲華對他們東躥西躥，也很不以為然，冷靜地把他們打發走了。差不多同一個時候，仲華門口的信箱裏突然給塞進一張小紙頭，也算是恐嚇信吧，上面寫道：「金仲華，你放老實點！」到底是誰投進去這張紙條，它和紅衛兵有無聯係，還是發自另外一些人的恫嚇？總之，誰也說不準。有一點，仲華是意識到的，麻煩事將會接踵而來。
一切工作都被剝奪了，生活圈子越來越小，到1967年下半年，只有兩個地方他得經常去，一個是市人委，一個是國際問題研究所。不是為了去工作，多半是應付「外調」，回答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問題。有時單位裏開批判會也得去，站在一旁聽主持會議的人聲嘶力竭地呼喊。在我未進「牛棚」之前，我同他之間來往是比較經常的，一般是我與端苓去看他和老母親。也有幾次是他到我家來，通常是吃過夜飯之後，由疼愛的外孫女培著來，最後一次他到我家來，大約是十月間一個晚上，天空飄著涼絲絲的細雨，他撐著雨傘，帶著口罩，外孫女圓圓依偎在他身旁，沿著淮海路走路過來的。這一夜我們談得很歡，他得意地告訴我，在一個商店櫥窗裏看到一張紅衛兵小報（那時候這類小報多如牛毛），說是周總理對某一個紅衛兵組織的頭頭說，文化大革命也該有一個結束的時候，能在春節前結束就好。仲華說，如果真是這樣，那該多好！
對周總理，仲華一向從心底裏表示崇敬。他從幾十年工作實踐中體會到，總理總是在關鍵性時刻說出給人以勇氣，給人以光明，給人以方向的，現在文化大革命刮的那股無定向風，使多少人陷入迷惘，多麼需要聽到總理的話啊。仲華反複掂著總理的話，心裏感到突然閃耀了一絲光芒。臨送他出門，天上還下著菲菲細雨，我從他臉上看到最近從未有過的興奮表情。但是，永遠引以為憾的是，這竟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不久，那場災難性的所謂「清隊」開始了，同許許多多幹部、知識分子一樣，我被關進了「牛棚」，從此「六親不認」，「朋友不許見」，我同仲華的直接聯係隔絕了，通過端苓的傳話，彼此只知道一些生活起居情況，卻無法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了。
周總理十分愛護知識分子，對仲華處境當然不會不知道，在紀念仲華逝世十五週年（1983年4月3日）座談會上，當年主持市人委秘書處工作的範徵夫提到，他曾收到周總理下達的指示，上海一定要切實做好保護兩個副市長的安全工作，其中的一個就是金仲華。可見周總理已經注意到「四人幫」對金仲華等的迫害。可惜範徵夫還未來得及按照文件精神採取保護措施，他本人已先受到迫害，關進了「牛棚」。周總理的指示，對「四人幫」爪牙控制著的上海市「革會」，僅僅一紙空文。範徵夫透露的情況，在十五年後我們才第一次聽到，當時處於「全封閉」狀態下的金仲華當然全然不知，這真是莫大的悲劇！
1976年「四人幫」倒台，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四人幫」的罪行中，其中一條是迫死了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和副市長金仲華。
金仲華是一個非常自愛，性格隨和、謙遜、坦率，十分懂得人的尊嚴和十分愛護自己人格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四人幫」套在仲華頭上頭一頂帽子是「關係複雜」，進而「裏通外國」、「國際間諜」。作為一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國際問題專家、社會活動家，金仲華當然相識滿天下，有中國的、外國的，政治態度有進步的，有中間的，也有落後的，但關係深切的絕大多數人，是中國政治舞臺上聲名赫赫的領導人和進步人士：是周恩來、是宋慶齡，是潘漢年、廖承志、胡愈之、范長江、茅盾、葉聖陶……「四人幫」深知仲華一生清白，難以從雞蛋中挑出骨頭，因此，對仲華進行的不是通常使用的直接的人身迫害——沒有隔離，沒有關牛棚，更沒有下毒刑，關黑牢，而是精神折磨，無窮盡地追查，追查他一生經歷，追查誰引導他參與革命行列，誰指揮他戰鬥，誰與他往來最密切，企圖從中找到把柄。
當上海市人民政府被奪權後，仲華還得在規定時間或臨時電召到機關去，有時甚至當作擺設讓他參加一些紀念集會，卻不給他專用的車子，讓他去擠公共汽車。過去，仲華經常訪問群眾，或向群眾作報告，許多群眾都認得他。在公共汽車上或公眾場合，有人默默向他行個注目禮，更多人在前後左右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即使偶遇熟悉的人，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與他打招呼，這在他的內心深處，好像遭受到扭絞一樣痛苦。在他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裏，他原來的辦公室已被「造反派」堂而皇之地佔用，他與為數不少的被「打倒」的幹部坐在一間陰暗侷促的房間裏，面對平時一起研究工作的同僚，卻不許交談，寫不完的思想匯報和交代問題，日困愁城。批鬥會經常舉行，雖然他不是主要挨批對象，但每次會都得參加，批辦研究所路線，批對國際問題看法，成了不點名的被告。最惡劣的做法是對仲華採取暗中監視的特務行徑，這是仲華難以忍受的。仲華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後來撕碎丟在字紙簍裏，一會兒就被造反揀走了，究竟造反派要幹什麼？這位洞察世界風雲，對國際形勢了如指掌，分析準確的權威，此刻也難以明暸了。他在遺書中說，「精神上的壓力不斷增加，國際所的氣氛特別緊張，不知發生了還是將發生什麼問題。」「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我的處境特別困難。有人過去上躥下跳，現在又見風駛舵，沒法阻止他把罪責往別人身上推。」字裏行間可見仲華當時的處境和無奈的心情。
1968年暮春的一個晚上，一個陰謀事件發生了。「四人幫」假手於國際問題研究所一部分造反派，對金仲華採取「革命行動」——抄家。據說在採取行動之前，造反派內部也爭論得非常激烈：一派人認為，對像金仲華這樣地位的人實行抄家，應先報告公檢法，另一派人則主張立即動手，不必理會什麼公檢法，如有責任，全由他們負責。這派人為何堅決要抄金仲華的家？是哪些強硬後台在支援這派人的抄家行動？……
終於，一大群人聲勢洶洶的來到金仲華家，說是掃「四舊」來了。翻箱倒櫃，連老母親金老太太，老保姆鐘媽房間的衣箱和抽屜都倒翻出來看過，弄得狼藉滿地，一片混亂。造反派翻出了金仲華珍藏的一大批信件。當他們把這八十多封信件裝進一個尼龍袋準備拿走時，仲華不由得勃然大怒，大吼道：這些信件不得看！更不能拿去！可「造反英雄」們有人背後撐腰，正不可一世，硬把這些信件拿走了。這批信件有中文，有外文，有的是根本是英文原始手稿。造反派裏根本沒人能看懂這些東西，據一位當時被造反派點名一同前去的懂外語的人說，造反派頭頭翻到信件後，不知是什麼，曾要他當場看看，是什麼人寫的，寫的什麼東西。「四人幫」被打倒後，他對調查組說，他記得這批信非常重要，有些還是珍貴的重要文獻，其中有宋慶齡多年以來用英文寫給金仲華的信件，還有周恩來和廖承志寫來的信件，有許多涉及到外交方針的指示，也有一大疊是金仲華用英文為當年保衛中國同盟起草的文件，等等……
儘管金仲華經歷過許多尖銳鬥爭場合，在國內同國民黨反動派鬥了幾十年，在國外同德意日法西斯，後來又是英美反動派，可這場「文化革命」，特別是這一次突如其來的所謂「革命」行動把他打懵了。幾十年來，他一直得到黨的關懷、鼓勵，得到黨的信任和瞭解，對他而言，這種情感如同母親信任兒子一樣重要，但為何慈母突然對自己變得如此不信任，轉眼間自己被看成最大惡極的特務，裏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他想不通；到家里掃「四舊」，什麼都不拿，偏偏要取走這些重要的信件？他想不通；這些重要的信件被立即送到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在造反派書面報告上劃上重重的紅杠杠，下一步會對寫信人有什麼不利？仲華想了很多……
這次事件後不久，仲華作了死的抗辯。時間是1968年4月3日深夜。
劉火子
寫於：1988年，上海
編者按：此文是劉火子大約在一九八八年所寫的未完成之初稿。從底稿看，此段僅是開首第一節，原計劃還會寫金仲華生平經歷等章節，可惜一九八八年底因跌倒引致腦出血無法完成了。由於本文關於金仲華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經過甚有史料價值，特收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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