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看到這些文字時，盤踞在我心頭數年的責任重負終可以放下了。這重負不僅是對父親劉火子深切的懷念，也是將這些對香港早期文學研究十分有用的珍貴資料整理重新公布於眾，讓有心人可以使用。 一九九零年春節，我離開生活多年的上海到香港定居。臨行前，父親囑托我，到香港後，一定要設法找一位筆名叫小思的盧瑋鑾女士。大約是一九八八年，盧瑋鑾女士曾經到上海托人找過父親，想瞭解三十年代香港文壇的舊事，可惜當時父親腦硬膜出血，正在醫院搶救，錯失了見面的機會。父親事後得知此事，深感遺憾，可是因健康日差，一直未能聯絡盧女士。 我在香港小思老師家里見到她搜集整理的幾百位香港作家的資料，其中關於劉火子的資料也有一疊卡片，有些內容竟然是我從未聽聞的。這時我才知道，儘管父親自一九五一年離開香港後再也沒能重返這塊生他育他的土地，可如今在香港還有人留意著他，還有人在搜集他三十年代在香港文學活動中的有關資料。 父親在上海《文匯報》當了二十年夜班總編輯，也許，新聞工作本身已是一種節奏非常緊張的工作，更何況是連續幾千個以夜當日耗盡心血的日子；之後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父親被「反動文人」的帽子壓得抬不起頭，因此自我們懂事以來，雖然聽說父親有「詩人劉火子」的雅稱，卻幾乎沒見父親寫過詩。改革開放後，父親見到中國重現生機，沉寂了多年的詩興又重回，寫了一些謳歌建設的詩，亦有意將自己三、四十年代的舊作整理出來，可是時間已經不允許他完成這份心願了。 一九九七年，母親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七年也辭世了，在整理父母的遺物時，我和弟妹們發現父親留下的字跡凌亂的詩稿。妹妹麗星將部分詩稿謄抄出來，有些看不清的地方畫上了問號。最初我只是打算為父親出版一本詩集，也算了卻子女紀念父親的一樁心事。這時恰巧見到劉以鬯主編，香港市政局出版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里面收集了父親劉火子的條目。一方面，條目認可了父親是香港文壇的一員，另一方面，條目的資料又簡單到令我深感不足。我瞭解到香港藝術發展局將保存和研究香港文學資料作為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促使我想將父親三、四十年代寫的詩歌、文章儘可能地整理出來，我認為這與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宗旨是相符的，也是一件有裨益的事。 由於戰亂的原因，父親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離香港時，將香港寫的全部作品丟失了；第二次從桂林撤退逃難，又丟光了在桂林寫的作品；之後多次被迫匆匆離開一個城市，什麼都沒能留下。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