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談不相識

大概在1936年春，我在香港九龍一家小學教書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人持一封介紹信來找我。恰巧我不在學校，來訪的人把住址寫在信封上，留下信便回去了。我是住在學校裏的，晚間回到學校才看到信，原來是在上海神州國光社工作的朋友方天白寫的。方天白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神州國光社編輯部工作，曾與王禮錫等合作翻譯出版過一本《唯物史觀世界史》。方天白在信裏寫道，有一位叫季之華先生的初來香港，人生路不熟，如有什麼問題需要幫助解決的，希望我幫個忙。第二天我便按介紹信信封上的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酒店去找季之華先生。

到了彌敦酒店，我敲門進到房間，只見房裏有兩個人在談話。經過我的自我介紹，其中一位戴著眼鏡，身穿一件白襯衫，用吊帶掛著褲子，顯得比較清瘦的中年人便迎上前來，他就是季之華。另外一人，穿著一件灰色絲綢長衫，雙肩拱起，臉色黝黑，看來身體相當衰弱。兩人對我都十分熱情，我們在一張中間嵌大理石的紅木圓桌子邊旁坐下，談得倒很隨便。季之華比較關心的是有關香港和廣州的情況。

我是生在香港，長在廣州的，就向他提供了一些情況。當時廣州正在軍閥「南天王」陳濟棠統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陳濟棠手下有一個叫何■的公安局長殺過不少共產黨人，一個在培正中學教書的共產黨員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害的。我把香港英國當局和一些高等華人、洋奴的丑惡行徑也全講了。至于一些深入到本質的問題，我可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同季之華就是這樣只見了這一次。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大概是七君子事件發生後，我從印刷品的照片上認出，那位季之華原來就是鄒韜奮先生，我不禁十分激動地叫起來，這是多麼遺憾的事啊！鄒韜奮先生自從主編《生活周刊》以來，我是一個非常忠實的讀者，直至被國民黨「勒令」停刊，我沒有一期脫漏過。是他在「九．一八」和「一．二八」國難深重的日子裏，用一篇又一篇的小言論激發起我們的愛國熱情，從此走上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道路，他是我所推崇備至的先進人物之一。可是我和他對談了好些時候，竟然相談不相識！

那個在彌敦酒店裏陪同鄒韜奮談話的人，在兩年以後我們彼此認識了，那時我已離開學校，從事新聞工作，在香港一家報社擔任戰地記者，並加入了當時的進步組織「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香港分會成立的時候，我見到他依然穿著灰色絲綢長衫，在主席台上講話，原來他就是惲逸群。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從香港文匯報回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和惲逸群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時，他還和我談起當年初次見面的這件事。

劉火子
1984年4月4日，應韜奮基金會鄒嘉驪之邀寫此文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訪問香公（香翰屏將軍）

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一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

閱讀完整內容

許定銘文集内的劉火子資料

劉火子 26 十月, 2014 *香港微光出版社、*島上社、《紅豆》、《華僑日報》、《大眾日報》、《大光報》、《大同日報》、《島上》、《循環日報》、《今日詩歌》、《伴侶》、聶紺弩、劉火子、劉麗北慕容羽軍火子為紺弩寫序聶紺弩﹙1903～1986﹚一九四Ｏ及五Ｏ年代在香港出過好幾本書，其中有一本雜文《寸磔紙老虎》（香港求實出版社，一九五一），厚一四四頁，收雜寫四十多篇。紺弩在〈題記〉中說，這些文章原是香港《文匯報》〈編者的話〉的部分，發表時不署名，到現在出單行本了，才認祖歸宗，署名出版。至於書名《寸磔紙老虎》，含義更深：「寸磔」有千刀萬剮的分屍之意，「紙老虎」指的是「美帝」；書內文章寫於「抗美援朝」年代，全是政治嘲諷之作，如今看來是過時了，無甚可觀，但最特別的，此書居然由詩人劉火子寫序。詩人劉火子（1911～1990）寫詩五十年，編詩刊、編報紙，還當過戰地記者，寫過不少戰地通訊，有詩集《不死的榮譽》（香港微光出版社，一九四Ｏ）傳世。一九五Ｏ年，劉火子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聶紺弩是新聞記者，他們每天晚上各佔書桌一角，各有各忙，有時埋首疾書，有時用毛筆醮紅墨水在白報紙上寫標題，有時用剪刀漿糊……。這樣的時間有八九個月，培養了兩人深厚的交情。劉火子的這篇序文，不單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還記述了兩人交往的經過，可作為研究者的第一手資料。序文寫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兩個月後劉火子即離港北上定居上海。拓荒者的足印 ──讀《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我雖非生於香港，但在本地生活超過一「甲子」，我在此成長、受教育、工作……，這個育我、活我的南方小島是我深愛的家鄉。除了熱愛香港，我更愛本土文學，此所以一見有關香港文學史的書出版，不問內容是否充實，售價是否高昂，我均亳不猶豫購入，且迅即一口氣讀完，像：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1990）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1995）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潘亞暾《香港文學史》（厦門鷺江出版社，1997）古遠清《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武漢湖北教育，1997）施建偉《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1999）袁良駿《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等沒一遺漏，可惜，每次讀後都很失望。這些書都有個共同點：全是內地的學者所寫。正因為全由沒親身經歷的學人執筆，單靠紙上記錄，很...

閱讀完整內容

陳智德：寫實作為信念——論劉火子

劉火子（1911-1990），原名劉培燊，曾用筆名火子、劉寧、劉朗等。廣東台山人，香港出生，二三年曾入讀廣州第三小學，二六年回港，二九年進香港華胄英文書院夜校，三三年至三七年間先後在香港數間中、小學任教，三六年與友人創設「香港新生兒童學園」，校址位於旺角奶路臣街。三八年任香港《大眾日報》記者，此後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四二至四六年間，先後在韶關、桂林、重慶、上海等地報社工作，四七年回港任職於《新生晚報》，四八年參與香港《文匯報》的創辦，五零年接任《文匯報》總編輯，五一年離港赴滬，任職於上海《文匯報》，九零年在上海逝世。[1] 劉火子三十年代初開始在香港《南華日報》、《天南日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和評論，三四年出席由《南華日報》社長陳克文發起的文藝茶話會，同年與戴隱郎等組織「同社」，創辦《今日詩歌》，並任主編，三六年與李育中、杜格靈、王少陵等發起成立「香港文藝協會」。[2]三、四十年代，劉火子曾發表大量詩作，除香港《星島日報》、《大公報》、《華僑日報》、《時代文學》等報刊，並在上海的《文叢》、《烽火》、《文藝復興》、桂林的《詩創作》、重慶的《詩文學》等刊物上發表。詩集《不死的榮譽》，一九四零由香港微光出版社出版。[3] 在《今日詩歌》始創號發表的戴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詳細介紹了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源流和特色，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對李金髮及象徵主義詩的認同並非只是單純的模仿或趨新，而是具有理論上的認知，固然是香港新詩史上的重要論文；就在同一刊物上，劉火子的短論〈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在象徵派和現代派以外的另一傾向，同樣具有特殊意義。在該文中，劉火子針對五四至三十年代初，不少新詩多個人感興而少社會關懷的情況，提出批評，他說：「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客觀條件的影響所致，而多數詩人的眼光的狹隘，作品的陳腐無聊，也不是全無原因。不錯，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狹隘了。他們所看見的是花的美好，是月的團圓，是歌詠人生的美滿，是傷感情愛的消失，是桃紅的笑，是暗啞的哭泣，這種蓋著天鵝絨被子而向著愛與美的追求的人，好像是和現實社會隔絕一樣，……所以，從這一點研究的結果，我以為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至少都要能夠把握著客觀的現實的動的所在，這樣，中國的詩才有出路，才會產生出偉大的詩人。」[4] 劉火子的觀點其實很簡單，而問題本身的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