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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我們這支隊伍

每年進入九月,香港《文匯報》的戰友們便忙於籌備創刊紀念活動了,特別是逢五、逢十大喜年頭,籌備工作就動手得更早些,這是理所當然的,五年一小結,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正是激勵士氣最好時候。今年是我們這個報紙紮根島上的第三十五周年,我,作為文匯報的一名老戰士,雖然地隔千里,也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遙望南天,看到報紙的道路越走越寬,家業越來越大,揚名四海,讀者遍及五洲,我怎能不感到親切、欣慰,不感到興奮、光榮!感謝堅持工作的戰友們,報紙達到今天的高度,是和你們的辛勤勞動,出色貢獻分不開的。

自我從事新聞工作以來,有三十多年是同《文匯報》這三個字聯繫著的。特別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更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我常常想,《文匯報》立足於香港「報林」之中,也數得上是老資格的報紙了。使它歷久不衰,靠的是什麼?首先是祖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如果沒有一支來自五湖四海,願為實現自己的信念而奮鬥的新聞隊伍作骨幹,要辦好報紙也是不可能的。不妨回顧一下三十五年來每一個歷史環節的人員情況,我們報紙的隊伍可真夠棒的了!當年是這樣,今天更是這樣,無論哪一個工作崗位,它集中多少新聞界的好手啊。我曾細細數說,今天活躍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為四化作出貢獻的,其中又有多少正是當年的老文匯!他們或者是專家、學者、教授、幹部、新聞記者,或者是作家、詩人、畫家、電影工作者,或者是■■,據我所知,在北京就有聶鉗弩、劉思慕、楊培新、石方禹、米穀、公劉;在上海就有柯靈、蔣文傑、唐海、鄭拾風、胡星源、黃立文;在廣西就有莫迺群、秦似;在廣州就有洪遒、陳朗、方亢等等,等等。至於當時作為特派記者在黑暗大陸進行採訪活動,給報紙提供稿件、情況的那就更多了,現在上海的欽本立就是其中的一個。祖國即將破曉的時候,荷裏活道那間破房子內情緒之高昂,是令人難忘的。其時徐鑄老領導我們工作,五湖四海,熔於一爐。當遼瀋、淮海、平律三大戰役捷傳來之時,編輯部總是歡呼聲不絕,工作熱情前所未有。不久徐鑄老應邀到了北京,編輯部工作便先後由金仲華、劉思慕、莫迺群三公分別負責,香港是處在解放軍炮火射程以外的地方,情況十分特殊。雖然島上絕大多數同胞都張開雙臂歡迎著祖國黎明的到來,也有為數甚微的人感到沮喪,把疑慮的眼光、仇恨的眼光、恐懼的眼光投向我們,這都需要我們做大量工作,有的給予反擊,有的給予解釋。

在這方面金、劉、莫諸公的宣傳藝術是卓越的,他們一方面撰寫各種形式的言論,一方面利用新華社發布的消息闡明人民政權的種種政策,收到很好效果。

聶紺弩同我們一起的日子比金、劉、莫三公總起來的日子要長得多。聶老主要是主持筆政,他的為人處事與金、劉、莫三公相比又是另一種風格。每天我們兩人面對面的坐在一張大辦公桌的兩邊,我在審閱稿件和處理版面,他在捕捉一切可以利用的題材,不放過任何一個契機,或者伏在案上,或者放在腿上,寫他的社論和《編者的話》。我是他的頭一個讀者,常為他的文采所折服。後來他從這些言論中挑選出一部分,印了一本集子名曰《寸磔紙老虎》。

在這滿懷勝利豪情的時刻裏,令人感到無限惆的是有些夥伴和長輩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這裏有在十年浩劫中受過迫害致死的金仲華、孟秋江、司馬文森,有一心撲在工作上,堅持到最後一口氣的劉士偉、馬銳籌,同時我們還以十分痛惜的心情想起那些一向對我們事業寄以極大關懷,時刻指點我們前進方向的張鐵生、饒彰風、黃作梅……在我們前進道路上,他們灑過多少汗水!每每想起這些光輝名字,我們就不由得泛起無限崇敬的情懷!

三十五年過去了,我們的偕行者何止這些!這篇短文只想提供一點有關這張報紙開頭五年的隊伍情況。《文匯報》歷史的初頁是他們寫的,寫得很不錯。當然更加輝煌、燦爛的是後三十年,前五年是無法比擬的。但是,如果把前後兩部分合攏起來,就可以看到整部歷史的輪廓。

從勝利走向勝利,這就是三十五年的結論。

劉火子

香港《文匯報》,198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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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香公(香翰屏將軍)

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 一 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 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  「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  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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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火子(1911-1990),原名劉培燊,曾用筆名火子、劉寧、劉朗等。廣東台山人,香港出生,二三年曾入讀廣州第三小學,二六年回港,二九年進香港華胄英文書院夜校,三三年至三七年間先後在香港數間中、小學任教,三六年與友人創設「香港新生兒童學園」,校址位於旺角奶路臣街。三八年任香港《大眾日報》記者,此後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四二至四六年間,先後在韶關、桂林、重慶、上海等地報社工作,四七年回港任職於《新生晚報》,四八年參與香港《文匯報》的創辦,五零年接任《文匯報》總編輯,五一年離港赴滬,任職於上海《文匯報》,九零年在上海逝世。[1] 劉火子三十年代初開始在香港《南華日報》、《天南日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和評論,三四年出席由《南華日報》社長陳克文發起的文藝茶話會,同年與戴隱郎等組織「同社」,創辦《今日詩歌》,並任主編,三六年與李育中、杜格靈、王少陵等發起成立「香港文藝協會」。[2]三、四十年代,劉火子曾發表大量詩作,除香港《星島日報》、《大公報》、《華僑日報》、《時代文學》等報刊,並在上海的《文叢》、《烽火》、《文藝復興》、桂林的《詩創作》、重慶的《詩文學》等刊物上發表。詩集《不死的榮譽》,一九四零由香港微光出版社出版。[3] 在《今日詩歌》始創號發表的戴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詳細介紹了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源流和特色,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對李金髮及象徵主義詩的認同並非只是單純的模仿或趨新,而是具有理論上的認知,固然是香港新詩史上的重要論文;就在同一刊物上,劉火子的短論〈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在象徵派和現代派以外的另一傾向,同樣具有特殊意義。 在該文中,劉火子針對五四至三十年代初,不少新詩多個人感興而少社會關懷的情況,提出批評,他說:「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客觀條件的影響所致,而多數詩人的眼光的狹隘,作品的陳腐無聊,也不是全無原因。不錯,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狹隘了。他們所看見的是花的美好,是月的團圓,是歌詠人生的美滿,是傷感情愛的消失,是桃紅的笑,是暗啞的哭泣,這種蓋著天鵝絨被子而向著愛與美的追求的人,好像是和現實社會隔絕一樣,……所以,從這一點研究的結果,我以為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至少都要能夠把握著客觀的現實的動的所在,這樣,中國的詩才有出路,才會產生出偉大的詩人。」[4] 劉火子的觀點其實很簡單,而問題本身的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