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火子（1911-1990），原名劉培燊，曾用筆名火子、劉寧、劉朗等。廣東台山人，香港出生，二三年曾入讀廣州第三小學，二六年回港，二九年進香港華胄英文書院夜校，三三年至三七年間先後在香港數間中、小學任教，三六年與友人創設「香港新生兒童學園」，校址位於旺角奶路臣街。三八年任香港《大眾日報》記者，此後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四二至四六年間，先後在韶關、桂林、重慶、上海等地報社工作，四七年回港任職於《新生晚報》，四八年參與香港《文匯報》的創辦，五零年接任《文匯報》總編輯，五一年離港赴滬，任職於上海《文匯報》，九零年在上海逝世。[1] 劉火子三十年代初開始在香港《南華日報》、《天南日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和評論，三四年出席由《南華日報》社長陳克文發起的文藝茶話會，同年與戴隱郎等組織「同社」，創辦《今日詩歌》，並任主編，三六年與李育中、杜格靈、王少陵等發起成立「香港文藝協會」。[2]三、四十年代，劉火子曾發表大量詩作，除香港《星島日報》、《大公報》、《華僑日報》、《時代文學》等報刊，並在上海的《文叢》、《烽火》、《文藝復興》、桂林的《詩創作》、重慶的《詩文學》等刊物上發表。詩集《不死的榮譽》，一九四零由香港微光出版社出版。[3] 在《今日詩歌》始創號發表的戴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詳細介紹了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源流和特色，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對李金髮及象徵主義詩的認同並非只是單純的模仿或趨新，而是具有理論上的認知，固然是香港新詩史上的重要論文；就在同一刊物上，劉火子的短論〈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在象徵派和現代派以外的另一傾向，同樣具有特殊意義。 在該文中，劉火子針對五四至三十年代初，不少新詩多個人感興而少社會關懷的情況，提出批評，他說：「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客觀條件的影響所致，而多數詩人的眼光的狹隘，作品的陳腐無聊，也不是全無原因。不錯，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狹隘了。他們所看見的是花的美好，是月的團圓，是歌詠人生的美滿，是傷感情愛的消失，是桃紅的笑，是暗啞的哭泣，這種蓋著天鵝絨被子而向著愛與美的追求的人，好像是和現實社會隔絕一樣，……所以，從這一點研究的結果，我以為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至少都要能夠把握著客觀的現實的動的所在，這樣，中國的詩才有出路，才會產生出偉大的詩人。」[4] 劉火子的觀點其實很簡單，而問題本身的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