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火子：「望——」楊剛

楊剛

立意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在於把下面將要提到的一椿不大為人所知——然而決不是微不足道的史實留個記錄。

這史實的關鍵人物是楊剛。

楊剛不在人世已經多年了，許多年青讀者對她的名字可能會感到陌生，但是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新聞史中她是應該佔有一定地位的，她是一個很有才華，無限忠於革命事業的女作家、詩人、新聞記者。她活著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反擊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並取得輝煌勝利的年代，她用她的作品和行動，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有人說，楊剛這個名字，看來不像個女的。這是世俗的看法。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人的志向、性格和愛好。這個「剛」字——剛強的「剛」，剛硬的「剛」，剛正不阿的「剛」，正好反映出楊剛的為人。這方面不乏例子。比如說詩，至少有兩首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站在地球的中央》，是一首長詩，出過單印本，可惜幾經滄桑，我珍藏的一本，早已丟失，詩句雖已記不起來，但當時它發表在香港《大公報》副刊上時，以磅薄的氣勢引起讀者注意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另外一首詩，題名叫《望——》，發表在抗日戰爭年代的孤島上出版的刊物上。這裏摘抄幾段，讓我們共同品評下詩人的非凡氣概。詩發表時是豎排的，行與行之間有高有低，並且加了一些符號。如今直排是不可能了，讀者如果有心，還可以把它豎過來欣賞。

「望——
煙

煙

煙
望———
雲

雲

雲
大地深呼吸
呀
上去了

蒸騰
漫漫
雲開了———
赤白的胸脯
空闔
含住了大氣
向
前
向
前
」

我們隨著詩人的眼光，凝望著祖國的空際，多美呀！詩人不僅用文字，而且加上符號，刻意地描繪著祖國的磅薄氣勢。人們讀著它，就像看著一幅寬銀幕，不，就傢站在巍巍山巔上，看田野的山嵐嬝嬝上昇，看萬里晴空白雲浮動，一切都在向前，又始終團結在一起。再看茫茫碧海，「環抱了秋海棠」——祖國地形的象徵。詩人為此而迷醉！

楊剛並不是在熱衷於寫山水詩，她用這許多筆墨在於提醒敵人，中國是堅強的。她運用擬人的手法，寫祖國的偉大河山，又把祖國的山山水水比喻為「連天的剛鬣——撒旦的落腮鬍佈滿山，互貫地宇，根連根，梗連梗，蔓藤結住了崑崙和長白，大塊長了刺——小獅的毛針，四萬八千萬（注：抗日戰爭中國人口數字）上刺刀的槍桿！」詩人在描繪人格化了的祖國山山水水之後，又把頂天立地的山水比喻作四萬八千萬拿起刺刀捍衛著祖國的戰士。

「遍野——
大地的黑影
頭碰頭
嘴巴接嘴巴
流

流

流
一條長河
……
……
流進五千年的心！」

最後詩人用最宏大的聲音傳達振奮人心的命令：

「今夜，正午十二點！
總反攻！」

這真是一首氣勢如虹的偉大詩篇。它詩中有畫，畫裏見物又見人！然而它又不同於一般的詩，一般的畫，它有律動，有深度，由無數堅實的筆觸和線條勾勒出來英雄祖國的戰鬥雄姿。

我認識楊剛，是在1939年大約八、九月間。那時蕭乾要到英國劍橋大學教書，並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把由他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移交給楊剛接編。在移交之前，大概是為了介紹原來文藝副刊的作者以及香港的一些文藝界朋友同楊剛認識，蕭乾特地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地點是在思豪酒店。這家酒店，從它的建築形式以及陳設，充滿英國氣息，給人以古老、破落和陰沉的感覺。它有一個十分寬敞的咖啡廳，生意並不興隆，因此香港的文化藝術界曾經利用它開過幾次大型的集會。「八一三」炮火打響之後，郭沫若、史良、章乃器等大批文化人南移到香港，香港的文化界就是假座這個咖啡廳舉行過近千人參加的歡迎會。現在由蕭乾主持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座談會，邀請了二十來個文藝朋友參加，其中有正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教授的許地山，從德國經日本回來的記者劉思慕，原在粵北抗日前線工作的郁風等人。我那時在香港一家報紙擔任戰地記者，從華南前線採訪歸來，也應邀參加了座談會。就通過這次座談會，大家認識了久聞其名的知名軍事評論家楊潮（羊棗）的妹妹楊剛。會開得相當活潑，大家談了些什麼，四十多年了，記性再好也記不起來。好在蕭乾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座談記錄是在副刊上發表了的。

楊剛之「剛」，在於篤信她所信奉的原則，為之奮鬥不渝，她提倡做人做事要有稜角，像魯迅一樣。那是她從蕭乾把文藝副刊接過來不久，在香港作家協會舉行的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會上就說過這樣的話。記得這次紀念會是假座當時設在堅道的中華中學籃球場上舉行的，會場當中懸掛著葉淺予最新繪製的那張巨型的魯迅畫像。紀念會按原先安排的程序進行，有發言的，有朗誦魯迅作品的，氣氛相當熱烈。突然在與會的群眾中，不知誰站起來提議，請楊剛登台講話。楊剛當其時是沒有思想準備的，既然有人提議，又有許多人鼓掌歡迎，楊剛稍為思索一下，就登上台去，作即興發言。她指著葉淺予的那幅燴炙人口的魯迅畫像說，這幅像把魯迅先生的性格全畫出來了，這就是魯迅的稜角，做人，特別作為一個作家，一定要學習魯迅愛憎分明，敢於鬥爭，不論維護真理，或對敵人都要態度鮮明，毫不含糊。原話雖然不長，卻恰到好處，自然贏得一番熱烈的掌聲。

1940年末，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向新四軍發動突然襲擊，毒霧迷漫中國大陸，香港人心也異常沉重。大概三、四月閒，美國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萊來到香港。她是到新四軍採訪過，並在那裏生活過一段時間，她瞭解這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抗戰的人民軍隊，對它由衷的熱愛和同情，對於皖南事變的真相更有所暸解。楊剛本來同史沬特萊就是老相識，她抓住這個機會，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名義，邀請了部分份作者和香港文藝界朋友，假座連卡佛咖啡店開了一次歡迎會，請史沫特萊報告有關新四軍的見聞和皖南事變的真相。史沫特萊詳盡地介紹了有關情況，使香港文藝界進一步暸解真相。楊剛親自作翻譯，是那樣的傳神，那樣的流暢，那樣毫不掩飾她內心對反動派的憎恨。須知那時候的香港英國當局，那時候的大公報老闆，都站在國民黨一邊，楊剛毫不理會這些，把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的卑鄙行徑，公諸於眾，這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的，這也就是她所提倡的稜角吧。

我總有這樣的印象，楊剛很忙。忙於編務，忙於同作者及文藝界朋友交往，忙於寫作，忙於社會工作，忙於為她所信奉的原則而不辭辛勞。因而，身體並不太好，人是消瘦的，臉色清匷。聽說，她常常通宵寫作，一個晚上可以抽完一包駱駝牌香煙，正因為如此，有一天，她在《大公報》編輯室工作時，竟突然暈厥倒在地下，最後用救護車把她送到瑪麗醫院施行急救，甦醒回來的。

香港文藝協會早在1936年就成立，是香港本地文藝界同從上海到香港的文藝界共同發起的。做過一些頗有意義的工作。（例如在魯迅逝世後不久，1936年11月間，開過一次規模相當大的追悼會）隨後，由於英國當局的的禁止而把活動停頓下來。直到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大批從內地來的作家同香港的作家匯集在一起，香港文協重新活躍起來。香港文協同祖國各地文協的呼吸是相通的，聯繫也是密切的。現在已經有了會所，同美協分租的小屋，地點是在半山堅道上的一間小屋。一排窗子，可以遠眺海景。戴愛蓮常在那裏練功，葉淺予在那裏素描，小丁偶然也在那裏作京劇的示範動作。應該說，這時期香港的文藝活動是熱鬧的。

《大公報》和《星島日報》的文藝副刊以及一些文藝刊物如<文藝陣地>等在文藝園地做著播種和耕耘的工作，也取得很大效果。為了培育文藝青年，香港文協在辦了「文通」（文藝通訊部）之後，大約在1940年暑期，又辦了一個青年文學講座。理事會決定講座由楊剛總負責，我給予協助。有人開玩笑說，楊剛是校長，我是教務主任。總之，牽頭的是楊剛，我祇是幫她排排課程表，落實講課的人選，做做跑腿，抄抄弄弄而已。報名聽講座的大約有三、四十個青年，借用中華中學一個教室。前後主講過有楊剛、戴望舒、徐遲、端木蕻良、黃繩等人，我祇講過一次而已。
楊剛是十分認真的，幾乎隔一天就到文拹去，坐在臨窗的桌子上，研究青年們的反映、進度和要求，然後有重點的請哪位作家就某一問題上補講。這次為期一個多月的協作共事，她的工作熱情和一絲不茍的作風，對於我，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我當時正熱衷於學習世界語。有一個匈牙利世界語者擺脫了霍爾弟的迫害，來到了中國，住在上海，之後又到了香港，不僅宣傳世界語，傳授世界語，同時對我國抗日戰爭非常同情，辦了一個世界語刊物，叫「遠東使者」，向全世界的世界語者宣傳中國抗戰。我當然有責任給以支持和協助，為雜誌推薦稿件。楊剛是支持我這樣做的。她認為中國的世界語運動是中國進步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大力宣傳和推廣。為此，我建議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出一次世界語特刊，想不到她馬上答應，並且催促我立即進行組稿。這就是《大公報》文藝副刊創辦以來，唯一的一個關於世界語的特刊。刊出的具體日期記不起來了，內容著重介紹世界語與世界文學。她對世界語長期大力支持，單純是因為世界語是進步事業的組成部分嗎？這是毫無疑義的，還有其他原因嗎？可惜我當時沒有問她，你也學過世界語嗎？如今人已不在了，無法作出答案了！

香港這塊小地方，由於它所處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了中國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突出的表現是，大陸各地進步文化人在這裏的集散，反映著中國政治風雲的變幻。從1936年開始，大批文化人從上海、武漢等地南下，匯集在島上，這反映著祖國半壁河山淪陷敵手，日偽狼狽為奸，對愛國人士實行迫害。1941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攻佔香港，愛國的文化人紛紛越過日軍封鎖線，偷渡回到大陸。1947年起，國民黨發動內戰，在向解放區進攻的同時，在國統區實行白色恐怖，這時進步的文化人又雲集到香港來了。直到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進步文化人又紛紛離開島上，到北平等地去。由於文化人一再集中，這塊久有沙漠之稱的海島，終竟成了綠洲。進步的報紙、刊物，進步的社團，如雨後春筍的出現。對香港來說，這段日子是令人難忘的，這是它的黃金時代。

正是在這些日子裏，大約是1948年底，我同幾個朋友在「威士文」吃午茶，突然遇到了楊剛。她也在這咖啡座約朋友茶敘。此後，在這樣的場合裏，繼續見過幾次面。楊剛剛從美國回來，她是作為《大公報》的特派記者到美國去的。她曾寫過許多出色的通訊，讓讀者對在太平洋彼岸的這個「盟國」有所暸解。如今這個「盟國」的真面目已經越來越清楚了，解放戰爭中許多事實都足以說明。在我們的幾次見面中，自然話題都集中在這些方面。這裏就不說它了。

這裏要說到的是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一椿史實。

在1948年底一個晚上，柳亞子所舉行家宴，應邀參加的，一個是金仲華，他輾轉從上海來到了香港。一個是楊剛，她新從美國回來。家宴的目的就是為他們洗塵。柳老先生那時住在油麻地和尖沙咀之間的一所普通的老式樓裏。參加晚宴的還有作為陪客的喬冠華和龔澎夫婦。我和金仲華的妹妹金端苓結婚不久，也被邀請參加。家中陳設十分簡朴，然而晚宴的豐盛和柳老先生夫婦的熱情，卻令人至今難忘。

晚宴的話題，當然離不開當時解放戰爭的形勢，說到全國人民對那即將成為現實的革命政權的向往，主客的歡愉是可以想象的。最後，楊剛特別談起她曾工作過的那張報紙——香港《大公報》，談起王芸生。她覺得黨應該給他們一個解脫的機會。

《大公報》在抗日戰爭初期，曾在香港出版，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停刊；如今國民黨發動內戰，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在解放軍全面反擊下，國民黨節節敗退之際，又在香港辦起報紙來。當時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大批進步文化人移居香港，他們聯繫到《大公報》過去對國民黨的態度，經常小罵大幫忙，耍欺騙手段，因而懷疑它在香港的動機，是對海外同胞繼續欺騙。因此，由郭沫若帶頭，登高一呼，對它實行杯葛主義，不看它一頁紙，不給它寫文章，使它的處境十分尷尬。其實王芸生本人，以及這個報紙絕大部份工作人員，早已下定決心，向革命靠攏，這也是順應潮流，大勢所趨，理應如此。然而要改變讀者，特別是進步知識分子對它的看法，要有一個過程，還要給它創造一個機會。楊剛有心成全報社投奔革命的強烈願望，擔負起穿針引線的工作。是的，革命需要越多人越好。

楊剛問當時負責香港新華社工作的喬冠華和龔澎：「能否給它一個機會？或者先見見面也好。」

喬、龔二位表示同意。

在這頓飯裏，就這件事，所談的內容至此為止。並沒有就如何具體化而繼續談下去。原則已定，就行了。

楊剛回到《大公報》如何工作，不得而知，但反應肯定是極其強烈的，黨給他們敞開了大門就在三、四日之後，王芸生和報社其他一些領導人，署名發出請柬，由楊剛開列名單，請了喬冠華、龔澎、柳亞子、金仲華，以及金端苓和我，假座香港大酒店的頂樓午飯。氣氛是熱烈的。在這樣的場合裏當然不會談到實質問題，但關係一下子密切起來了。

就在這以後不久，一張有影響的報紙宣佈起義。斷絕了長期以來同國民黨政治關係，站到革命人民一邊，也是在這以後不久，黨向王芸生打開了走向解放區的大門，在「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中，踏上祖國北方大地。

在這以後不久，以毛澤東的名義，邀請王芸生作為新聞界代表，參加北京的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一張在海外出版的報紙，沿著革命航向前進，團結了一大批知識份子，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一份子，這是中國報業史中一個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楊剛是事件中一個關鍵性人物。

劉火子
寫於：1986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