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慶以多霧而知名。天然的、社會的、政治的。濃而厚密，壓得人喘不過氣。我在重慶耽了一年左右，從來就沒有見過晴朗的天。太陽像一隻鹹鴨蛋，隱居在濃霧後頭，仿佛羞澀地面對人間。
在那些日子里重慶是政治的中心，政治霧氛就更加險惡了。特別當日本軍國主義在走下坡路時。躲在海棠溪黃山頂上那位獨夫、大擺胜利者的姿態。要走下山來摘桃子。妄圖排除一切與之抗衡的力量，囊括遍布大陸所有勝利的果實。四川人愛說幽默話，坐在家里或在茶館里，一坐下來擺龍門陣，就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那姓蔣的以「強者」自居，我可以拿腦殼打賭，人家是軍強、財強，民強，他呢，是「勉強」，同「字」不同「音」！問題說到實質了。參加「密蘇利號」受降，還是靠人家照顧得來的呢！當然重慶也有短暫的天晴日子。可是曇花一現。當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來到重慶向蔣介石國民黨展開談判，當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以及許多同志來渝，同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向知名文化界、民族資產階級、進步工人解釋我黨方針、政策。可惜當人們頭一次听到這許多立論新鮮、透徹有理的言論，腦子里還來不及消化時。
毒霧又開始彌漫山城了！中共談判代表團胸怀坦蕩，是為了勸說蔣介石國民黨停止發動內戰而來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蔣介石假惺惺地被迫在寫著「堅決避免內戰」。並確定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在共議和平大計的「雙十協定」上簽了名。然而簽名儘管簽名，蔣介石國民黨心里卻另有打算。他依仗岡村寧次撈來了一筆數自可觀的殺人利器。同時更仗著星條旗的撐腰，更不可一世了。打內戰既然是他的內行。又是他的既定方針，哪里肯罷休！
人所共知，當政協開會的時候。場內鬥爭是激烈的。國民黨的一方，把人們渴望和平，公平分理組織聯合政府，合理對待人民軍隊的人數。給養參政員的名額等等問題，看成大撈一把，消滅人民生意的一種手段。不僅加此，暗地里還準備大開殺戒（界），特別令人氣憤的是。一反談判時的笑臉，在國民黨軍隊中到處磨刀霍霍，大量印發名為「剿共手冊」的小冊子。顯而易見，所謂政治協商會議只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塊魔術布而已。當時我從事編輯工作的《商務日報》，面臨嘉陵江，附近就設有兵工廠（或者軍火試驗場），各种口徑的來福槍和小鋼砲，整日響個不停。
這種不祥的朕兆，聽了真叫人煩死。於是反響來自社會各方，人們把希望寄托於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呼聲鋪天蓋地向著政治協商會議飛來，告誡玩火者必自焚！
《商務日報》過去有個壞名聲。老板姓高，曾經是一個叛徒，後來進一步成了國民黨三青團的頭目。總主筆是臭名昭著的大托派任息宣（葉青），總編輯是軍統大特務金東平。在這一場極其尖銳，關繫到民族命運，關繫到民主事業發的鬥爭中，由這批醜類掌握筆政，《商務日報》將會起怎樣惡劣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周恩來、董必武主持的南方局早已胸有成竹，決心攻佔這座城堡。前後派了大批同志打入該報。其中有彭友今、徐逸安，楊培新、梁柯平、陳國良、劉火子、徐淡廬、夏宗禹、欽本立、帥雪樵、程光銳、謝牧、張孟恢、張光琛、馬銳籌等同志。當這批精幹隊伍進人該報編輯部後，恰巧原大特務金東平前去延安收集共產黨機密，我黨便乘機奪取了這張報紙。旬日間，這張反動報紙變為民主報紙後，銷數蒸蒸日上。深受讀者歡迎。金東平之輩連棲身之地也沒有了。
自此以後，《新華日報》一些同志便叫我們為「友報」，國民黨方面則對我報大加咒罵。說我報比新華日報更為險毒：新華日報開的是迫擊炮。而我報則放的是機關槍。
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是恨之入骨的，把我們的報紙和工作人員列入受控制的範圍，他們經常從我們版面上找岔子。把我們的編輯人員列入黑名單。他們對我們編輯人員訂了幾份新華日報，是哪些人訂的，哪些人同華所晚報在夜間通電話，全都知道。高老板經常受到「質問」，他們對高威脅說，如不改弦更張。便要吃官司。
1946年，山城的天空越加險沉起來了。報上曾經出現過一首打油詩說；「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國民黨的確很想大打一場，可是悖於公論，不敢明火執仗幹起來而已。千万雙眼睛集中到政協會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成了當時千萬人的呼聲。滄白紀念堂幾乎每天都有集會。提醒國民黨必須順從民意、表里如一。可是國民黨寸步不讓，一方面在政協里好話說盡，一方面大要虛偽的民主把戲。在許多投票站里，人們發現許多所謂「選票」不是一張一張投下去的，而是用繩子扎成一綑一綑投進箱子里，一直沒人清點。一方面在滄白紀念堂里大肆搗亂。在那里，群眾中混進了袍哥、流氓、特務對著與會者，開始是下流粗野的咒罵，繼而是向密集的群眾扔磚頭石塊，使得在講壇上發表政見的郭沫若、李德全、劭力子、章伯鈞、梁漱溟、李璜等人無法把話講下去，有些群眾還被磚頭石塊打破了頭，以至滿面鮮血！然而這不過是前奏。
問題更須提起的是「較場口慘案」。它同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聯繫在一起。那是1946年2月10日的一個早晨，國民黨公然撕毀了「雙十協議」。人民心里剛燃點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蔣介石一盆冷水澆滅了。1946年2月10日。在重慶一個能容納眾多群眾的開闊地——較場口，人們在那里舉行規模空前的大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勝利閉幕。人們事前並未約好，大清早廣場上就擠滿了人。這一天，我到得很早。在那容納數千群眾的較場口，廣場中央搭起一個講台，台前的橫幅寫著重慶各界代表慶祝政協勝利閉幕的斗大字樣。到會的有學生代表、工商界代表、工人代表等約數千人。我與一些同行們登上講台看看，馬上發覺情況特殊。按計劃原來台上應擺上幾排桌椅，正中立一台擴音器的。我一眼就看出原計劃已經被打亂了。台中央的幾排椅子竟被人自東而西斜放著，椅子上坐著十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吹鼓手（警察樂隊）。我立刻登上台的右邊，並想走到台的左邊找個熟人問個究竟，可是還未舉步，一個個子不高的人搶到擴音機前，向群眾宣布開會了。事後瞭解，此人就是著名特務劉野樵。郭沫若、李公朴，施復亮出於正義也都上前去想把擴音機奪回來，可是跟著劉野樵的還有大幫子人。劉立刻打出暗號，一時磚頭石塊棍棒齊飛，把許多學生、工人、民主黨派打得血流滿面。學生、工人、民主黨派一任磚頭如雨點般落下，依然手扣著手，等待開會。
在台上，毒打更加厲害。劉野樵和打手們一涌而上，揪著郭沫若劈頭劈腦地打下去，李公朴的長胡子竟被流氓們揪著不放。除了被拳腳交加地毒打外，還準備把他推向台下。施復亮身體較強，不顧毒打，站在台前同特務們辯論。就這樣得來不易的「協議」，被徹底撕毀了。為時不久，這場震惊中外的慘劇便告收場。
場地上留下一灘鮮血和淚水。郭沫若、李公朴、施復亮等披著血被好心的民主人士用小汽車送進醫院。在渝的首長，包括剛從國民黨集中營里釋放出來的廖承志等都到醫院里看望傷者。這次在場目睹國民黨特務行兇的重慶各報記者共四十二人。
第二天，當時新華日報、商務日報等在頭版頭條新聞里揭露慘案的真相。商務日報的頭條，標題是「政協成功、慶祝末成、暴徒行兇，搗亂會場，李公朴、施復亮等人被毆」！一針戳穿了劉野樵一手製造的較場口慘案的來由。可是慣於顛倒是非的國民黨中央社，倚仗它擁有發布新聞的特權，竟信口雌黃，說這場以劉野樵為首並策劃的慘案，是因為誤會而引起的一宗互毆案，雙方都有人受傷。這彌天大謊可把在現場目睹慘案發生始末的四十二名新聞記者激怒了。
緘默嗎？對不起民主的先驅者，更會擾亂全國人民的視聽。不行。應該予以反擊！就在國民黨中央社向他們御用報紙發動謠言攻勢的第二天，在毒霧中滾大的首都新聞戰士按捺不住了。在由新華日報採訪主任石西民牽頭，有四十二位當場目睹慘案發生的各報進步新聞記者參加的一次集會在中蘇文化協會一個房間里召開。即席推選出石西民、劉火子、浦熙修、畢群、高集等五人為核心小組，負責起草親眼所見的「較場口事件」，以「公開信」形式責問中央社。如此顛倒事實，有何根據？「公開信」是在浦熙修住處草擬的。所舉事實有根有據，無可抵賴。既然是「公開信」，第一是爭取原文登出，不登出便等于白費勁。國民黨有權有勢，有槍有刀，一定不會讓「公開信」發表，我們作出種種估計，首先爭取在新華日報上全文登出。它是國民黨無法干預的，其餘的報紙就難說了，國民黨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加以制止。五人小組研究決定如公開信登不出就寧可花錢用廣告形式登出。
當天晚上，國民黨中宣部、中統、軍統全探知我們的部署，決定把「公開信」扼殺於搖籃之中。事實果然如此，一向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的商務日報，經歷了一場非常激烈的鬥爭。當天下午國－民黨中宣部、復興社、三青團、軍統等部門都扑向商務日報來。晚飯後，軍統局的大頭目金東平攜帶手槍在高老板陪同下來到了編輯部，將手槍往台子上一拍，以示恫嚇，並告高老板要麼不登，要麼就開除他三青團頭目職務。當晚是我和程光銳值的班。我負責處理要聞版。「公開信」登不登呢？我們必須作出嚴重的抉擇。
登！一萬個照登！我是五人小組成員，受四十二個署名記者的委托，不登，難以對革命同志。我們暗下了決心。採訪部同志聞訊也赶到編輯部來支持我們的鬥爭。沒想到高老板當夜決定親自當班，一切稿件都得經過他嚴加審核。鬥爭拉開了！高老板說；你們年輕，不知利害，「公開信」登出來是要殺頭的。高的這句話當然是有來頭的。我們深知一場鬥爭在所不免了。我們或者被殺頭，或者被關進「防空洞」。我便頂著兩老板說：這場慘案我們是親自目睹的，新聞記者就是要說真話，我們有貢任把全盤真相告知廣大群眾，就是刀子架在頸上，還是要對人民講真話的。
但高老板堅決要把稿子抽掉。經過長時間爭議都無效果，最後只得電邀採訪部梁柯平、王涌祥，張孟恢等同志前來支援。一致決定按照五人小組的決定由我們自己掏腰包作廣告登出，政治責任全部由我們來負。我便對高老板說：「你作為老板，不必再害怕擔政治風險了。」高老板見我們人多勢眾，也找不出理由扣押稿件，不置可否地任由我們採用廣告形式處理。由於我是負責編輯要聞版，我就選擇一、四版中縫，以特大字號把題文排出。「廣告」顯得特別顯眼。為了怕高老板最後反悔，我還一直守候在印刷機旁，直到全部報紙印完為止。以「公開信」形式作為鬥爭手段這是一個創造，利用廣告形式登出「公開信」又是一個創造，而且威力無比，敵人為之喪膽。運用這種形式的，在當時重慶，除了商務日報外，還有新民報，把「廣告」登在普通廣告欄內。由於發生了這一場頂撞，第二天，高老板便宣布把我和同時值班的程光銳從商務日報開除出去。
撥開濃霧見晴天，離開重慶的前二天，我難得見到有如此晴朗的好天氣。石西民同志十分關心我們的鬥爭，特別通知梁柯平轉約我和程光銳同到國民酒家吃午飯表示慰問。石西民興沖沖地向我敬酒說：你們昨天的一仗打得很漂亮！乾此一杯，以示慶祝！再過兩天便由梁柯平「搭線」，乘馮玉祥將軍的「民聯號」輪離開山城到了上海。
劉火子
寫於：1985年，上海
在那些日子里重慶是政治的中心，政治霧氛就更加險惡了。特別當日本軍國主義在走下坡路時。躲在海棠溪黃山頂上那位獨夫、大擺胜利者的姿態。要走下山來摘桃子。妄圖排除一切與之抗衡的力量，囊括遍布大陸所有勝利的果實。四川人愛說幽默話，坐在家里或在茶館里，一坐下來擺龍門陣，就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那姓蔣的以「強者」自居，我可以拿腦殼打賭，人家是軍強、財強，民強，他呢，是「勉強」，同「字」不同「音」！問題說到實質了。參加「密蘇利號」受降，還是靠人家照顧得來的呢！當然重慶也有短暫的天晴日子。可是曇花一現。當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來到重慶向蔣介石國民黨展開談判，當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以及許多同志來渝，同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向知名文化界、民族資產階級、進步工人解釋我黨方針、政策。可惜當人們頭一次听到這許多立論新鮮、透徹有理的言論，腦子里還來不及消化時。
毒霧又開始彌漫山城了！中共談判代表團胸怀坦蕩，是為了勸說蔣介石國民黨停止發動內戰而來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蔣介石假惺惺地被迫在寫著「堅決避免內戰」。並確定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在共議和平大計的「雙十協定」上簽了名。然而簽名儘管簽名，蔣介石國民黨心里卻另有打算。他依仗岡村寧次撈來了一筆數自可觀的殺人利器。同時更仗著星條旗的撐腰，更不可一世了。打內戰既然是他的內行。又是他的既定方針，哪里肯罷休！
人所共知，當政協開會的時候。場內鬥爭是激烈的。國民黨的一方，把人們渴望和平，公平分理組織聯合政府，合理對待人民軍隊的人數。給養參政員的名額等等問題，看成大撈一把，消滅人民生意的一種手段。不僅加此，暗地里還準備大開殺戒（界），特別令人氣憤的是。一反談判時的笑臉，在國民黨軍隊中到處磨刀霍霍，大量印發名為「剿共手冊」的小冊子。顯而易見，所謂政治協商會議只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塊魔術布而已。當時我從事編輯工作的《商務日報》，面臨嘉陵江，附近就設有兵工廠（或者軍火試驗場），各种口徑的來福槍和小鋼砲，整日響個不停。
這種不祥的朕兆，聽了真叫人煩死。於是反響來自社會各方，人們把希望寄托於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呼聲鋪天蓋地向著政治協商會議飛來，告誡玩火者必自焚！
《商務日報》過去有個壞名聲。老板姓高，曾經是一個叛徒，後來進一步成了國民黨三青團的頭目。總主筆是臭名昭著的大托派任息宣（葉青），總編輯是軍統大特務金東平。在這一場極其尖銳，關繫到民族命運，關繫到民主事業發的鬥爭中，由這批醜類掌握筆政，《商務日報》將會起怎樣惡劣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周恩來、董必武主持的南方局早已胸有成竹，決心攻佔這座城堡。前後派了大批同志打入該報。其中有彭友今、徐逸安，楊培新、梁柯平、陳國良、劉火子、徐淡廬、夏宗禹、欽本立、帥雪樵、程光銳、謝牧、張孟恢、張光琛、馬銳籌等同志。當這批精幹隊伍進人該報編輯部後，恰巧原大特務金東平前去延安收集共產黨機密，我黨便乘機奪取了這張報紙。旬日間，這張反動報紙變為民主報紙後，銷數蒸蒸日上。深受讀者歡迎。金東平之輩連棲身之地也沒有了。
自此以後，《新華日報》一些同志便叫我們為「友報」，國民黨方面則對我報大加咒罵。說我報比新華日報更為險毒：新華日報開的是迫擊炮。而我報則放的是機關槍。
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是恨之入骨的，把我們的報紙和工作人員列入受控制的範圍，他們經常從我們版面上找岔子。把我們的編輯人員列入黑名單。他們對我們編輯人員訂了幾份新華日報，是哪些人訂的，哪些人同華所晚報在夜間通電話，全都知道。高老板經常受到「質問」，他們對高威脅說，如不改弦更張。便要吃官司。
1946年，山城的天空越加險沉起來了。報上曾經出現過一首打油詩說；「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國民黨的確很想大打一場，可是悖於公論，不敢明火執仗幹起來而已。千万雙眼睛集中到政協會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成了當時千萬人的呼聲。滄白紀念堂幾乎每天都有集會。提醒國民黨必須順從民意、表里如一。可是國民黨寸步不讓，一方面在政協里好話說盡，一方面大要虛偽的民主把戲。在許多投票站里，人們發現許多所謂「選票」不是一張一張投下去的，而是用繩子扎成一綑一綑投進箱子里，一直沒人清點。一方面在滄白紀念堂里大肆搗亂。在那里，群眾中混進了袍哥、流氓、特務對著與會者，開始是下流粗野的咒罵，繼而是向密集的群眾扔磚頭石塊，使得在講壇上發表政見的郭沫若、李德全、劭力子、章伯鈞、梁漱溟、李璜等人無法把話講下去，有些群眾還被磚頭石塊打破了頭，以至滿面鮮血！然而這不過是前奏。
問題更須提起的是「較場口慘案」。它同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聯繫在一起。那是1946年2月10日的一個早晨，國民黨公然撕毀了「雙十協議」。人民心里剛燃點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蔣介石一盆冷水澆滅了。1946年2月10日。在重慶一個能容納眾多群眾的開闊地——較場口，人們在那里舉行規模空前的大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勝利閉幕。人們事前並未約好，大清早廣場上就擠滿了人。這一天，我到得很早。在那容納數千群眾的較場口，廣場中央搭起一個講台，台前的橫幅寫著重慶各界代表慶祝政協勝利閉幕的斗大字樣。到會的有學生代表、工商界代表、工人代表等約數千人。我與一些同行們登上講台看看，馬上發覺情況特殊。按計劃原來台上應擺上幾排桌椅，正中立一台擴音器的。我一眼就看出原計劃已經被打亂了。台中央的幾排椅子竟被人自東而西斜放著，椅子上坐著十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吹鼓手（警察樂隊）。我立刻登上台的右邊，並想走到台的左邊找個熟人問個究竟，可是還未舉步，一個個子不高的人搶到擴音機前，向群眾宣布開會了。事後瞭解，此人就是著名特務劉野樵。郭沫若、李公朴，施復亮出於正義也都上前去想把擴音機奪回來，可是跟著劉野樵的還有大幫子人。劉立刻打出暗號，一時磚頭石塊棍棒齊飛，把許多學生、工人、民主黨派打得血流滿面。學生、工人、民主黨派一任磚頭如雨點般落下，依然手扣著手，等待開會。
在台上，毒打更加厲害。劉野樵和打手們一涌而上，揪著郭沫若劈頭劈腦地打下去，李公朴的長胡子竟被流氓們揪著不放。除了被拳腳交加地毒打外，還準備把他推向台下。施復亮身體較強，不顧毒打，站在台前同特務們辯論。就這樣得來不易的「協議」，被徹底撕毀了。為時不久，這場震惊中外的慘劇便告收場。
場地上留下一灘鮮血和淚水。郭沫若、李公朴、施復亮等披著血被好心的民主人士用小汽車送進醫院。在渝的首長，包括剛從國民黨集中營里釋放出來的廖承志等都到醫院里看望傷者。這次在場目睹國民黨特務行兇的重慶各報記者共四十二人。
第二天，當時新華日報、商務日報等在頭版頭條新聞里揭露慘案的真相。商務日報的頭條，標題是「政協成功、慶祝末成、暴徒行兇，搗亂會場，李公朴、施復亮等人被毆」！一針戳穿了劉野樵一手製造的較場口慘案的來由。可是慣於顛倒是非的國民黨中央社，倚仗它擁有發布新聞的特權，竟信口雌黃，說這場以劉野樵為首並策劃的慘案，是因為誤會而引起的一宗互毆案，雙方都有人受傷。這彌天大謊可把在現場目睹慘案發生始末的四十二名新聞記者激怒了。
緘默嗎？對不起民主的先驅者，更會擾亂全國人民的視聽。不行。應該予以反擊！就在國民黨中央社向他們御用報紙發動謠言攻勢的第二天，在毒霧中滾大的首都新聞戰士按捺不住了。在由新華日報採訪主任石西民牽頭，有四十二位當場目睹慘案發生的各報進步新聞記者參加的一次集會在中蘇文化協會一個房間里召開。即席推選出石西民、劉火子、浦熙修、畢群、高集等五人為核心小組，負責起草親眼所見的「較場口事件」，以「公開信」形式責問中央社。如此顛倒事實，有何根據？「公開信」是在浦熙修住處草擬的。所舉事實有根有據，無可抵賴。既然是「公開信」，第一是爭取原文登出，不登出便等于白費勁。國民黨有權有勢，有槍有刀，一定不會讓「公開信」發表，我們作出種種估計，首先爭取在新華日報上全文登出。它是國民黨無法干預的，其餘的報紙就難說了，國民黨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加以制止。五人小組研究決定如公開信登不出就寧可花錢用廣告形式登出。
當天晚上，國民黨中宣部、中統、軍統全探知我們的部署，決定把「公開信」扼殺於搖籃之中。事實果然如此，一向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的商務日報，經歷了一場非常激烈的鬥爭。當天下午國－民黨中宣部、復興社、三青團、軍統等部門都扑向商務日報來。晚飯後，軍統局的大頭目金東平攜帶手槍在高老板陪同下來到了編輯部，將手槍往台子上一拍，以示恫嚇，並告高老板要麼不登，要麼就開除他三青團頭目職務。當晚是我和程光銳值的班。我負責處理要聞版。「公開信」登不登呢？我們必須作出嚴重的抉擇。
登！一萬個照登！我是五人小組成員，受四十二個署名記者的委托，不登，難以對革命同志。我們暗下了決心。採訪部同志聞訊也赶到編輯部來支持我們的鬥爭。沒想到高老板當夜決定親自當班，一切稿件都得經過他嚴加審核。鬥爭拉開了！高老板說；你們年輕，不知利害，「公開信」登出來是要殺頭的。高的這句話當然是有來頭的。我們深知一場鬥爭在所不免了。我們或者被殺頭，或者被關進「防空洞」。我便頂著兩老板說：這場慘案我們是親自目睹的，新聞記者就是要說真話，我們有貢任把全盤真相告知廣大群眾，就是刀子架在頸上，還是要對人民講真話的。
但高老板堅決要把稿子抽掉。經過長時間爭議都無效果，最後只得電邀採訪部梁柯平、王涌祥，張孟恢等同志前來支援。一致決定按照五人小組的決定由我們自己掏腰包作廣告登出，政治責任全部由我們來負。我便對高老板說：「你作為老板，不必再害怕擔政治風險了。」高老板見我們人多勢眾，也找不出理由扣押稿件，不置可否地任由我們採用廣告形式處理。由於我是負責編輯要聞版，我就選擇一、四版中縫，以特大字號把題文排出。「廣告」顯得特別顯眼。為了怕高老板最後反悔，我還一直守候在印刷機旁，直到全部報紙印完為止。以「公開信」形式作為鬥爭手段這是一個創造，利用廣告形式登出「公開信」又是一個創造，而且威力無比，敵人為之喪膽。運用這種形式的，在當時重慶，除了商務日報外，還有新民報，把「廣告」登在普通廣告欄內。由於發生了這一場頂撞，第二天，高老板便宣布把我和同時值班的程光銳從商務日報開除出去。
撥開濃霧見晴天，離開重慶的前二天，我難得見到有如此晴朗的好天氣。石西民同志十分關心我們的鬥爭，特別通知梁柯平轉約我和程光銳同到國民酒家吃午飯表示慰問。石西民興沖沖地向我敬酒說：你們昨天的一仗打得很漂亮！乾此一杯，以示慶祝！再過兩天便由梁柯平「搭線」，乘馮玉祥將軍的「民聯號」輪離開山城到了上海。
劉火子
寫於：1985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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