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而巳集》和《三閑集》裏，魯迅收進了好幾篇有關香港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無聲的中國》，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魯迅自廣州到香港，當夜在青年會禮堂發表的演說稿。第二天，還是在同一個地方，魯迅又發表了另一次演說，題名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可惜底稿尋不著了，當年沒收進集子。對於這兩次演說，當時島上的統治者及其黃臉孔的紳衿們，無疑是十分頭痛，視為「邪說」。主持其事的人因而到了許多困難，而且在演說中途還發生了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把它收藏起來，借以使別人進不得會場的醜劇。演說稿也非得經過刪改才許登報。
然而魯迅的影響決不是一小撮人所能堵得住的。魯迅演說的當天，儘管大雨滂沱，更兼有人破壞，青年會禮堂還是座無虛席。
一九三六年，當魯迅長眠於上海萬國公墓時，香港又舉行了一次同魯迅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集會。巧就巧在這次集會恰又是在青年會禮堂舉行，而且聲勢比魯迅生前的那一次演講會來得更大！
今年是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追記一下那次集會，倒是很有必要的。從那個時候算起，時間已過去四十五年，對於那次集會，青年人一定知之不多，就是五六十歲的人，如不翻閱當時報刊，也不一定記得起來。那就從頭說起吧。
那時香港新成立了一個文藝協會，是從上海來的一些文藝界朋友如戴望舒等人同原來在香港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一起搞起來的，其中有羅雁子（羅理實）、李遊子、張任濤（張建南）、李育中、侶倫、張弓等，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記得頭一次發起人會議是借深水埔大埔道的「深水埔幼稚園」舉行的。大家坐在髹上綠色的矮凳子，圍著小方桌交換如何開展工作的意見。那時恰好在十月下旬，魯迅逝世的不幸消息傳來，大家認為協會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給魯迅治喪委員會發個唁電。這是香港文協的頭一次在社會上露面。接下來便一致決定以香港文協的名義向有關團體倡議，聯合舉行一次追悼大會。推定張任濤和我擔任籌備聯絡工作。
張任濤是新聞記者，社會關係多，人頭熟。我們聯系的頭一個對象是青年會。理由有三。一、舉行追悼會得有一個會場，青年會禮堂是個理想的地方；二、青年會禮堂是當年魯迅發表演說的地方，有紀念價值；三、當時的青年會不只是搞宗教活動，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它是十分積極的，經常開展歌詠活動。我們直接同它的總幹事聯系，他一口就答應同我們一起發起這個追悼會。我們的第二個對象是香港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它附屬的中文學院，任院長的許地山和當教授的馬鑑都同魯迅認識。我們首先訪問許地山家，吃過許夫人端來的冰桔子水，我們就談開了，許地山同意發起，還推荐馬鑑教授出席報告魯迅的生平。我們覺得在發起單位中應該有一家報紙，這就是《大眾日報》。這家報紙是由國民黨抗日軍隊十九路軍辦的，後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它又成為這個政府在香港的「機關報」，一貫反對蔣介石投降政策，旗幟鮮明，張任濤是這家報紙的記者，一談就妥。最妙的是，參加發起的還有一個甚麼同鄉會（請注意，不是浙江同鄉會）——總之它同魯迅毫不搭界。我們之所以選中它，其中大有文章。原來在香港有這麼一條「律例」，無論舉行甚麼集會都必須向「華民政務局」登記，而獲得批准的唯一依據就是要有一位紳士作「保人」。這個同鄉會的會長杜XX，曾經得過保良局甚麼爵士名位，具有作「保人」的資格。張任濤在採訪活動中與杜某認識，深知此人愛出風頭，凡有沽名釣譽的機會一律不放過，儘管他根本不知道魯迅為何許人，當知道有那麼多著名社團參加發起，便連聲說「參加！參加！」此外還有哪些單位參加，記不完全了，可能還「新文字」（拉丁化）研究會」吧？
開會時間又是一個頗費斟酌的問題。為了避免某些人重複當年破壞魯迅演說的醜劇，我們商議出一條妙計。這就是選擇十一月十一日，用一年一度的「歐戰和平紀念日」作為舉行追悼會的日期。憑我們多年來的經驗，每年這一天，香港文武官員，高等華人，都在總督率領下參加紀念儀式。政治部的暗探們都得到現場去保護權貴。對於我們這樣的會很可能顧不上來或者認為無關緊要放之任之。
追悼會按法律手續籌備就緒之後，如期舉行，正當香港大小官員、三軍頭目以及身穿長袍馬褂、胸配英國皇家勛章的爵紳們雲集在「歐戰和平紀念碑」前，行禮如儀的時候，出乎這些人意料的，在青年會禮堂裏，魯迅追悼會以罕見的規模進行著。一清早，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大禮堂就陸續有人以各種名義送來了輓聯、花圈，把四周牆壁掛得滿滿的，顯得十分嚴肅穆。輓聯的內容大部分是針對蔣介石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和對日實行不抵抗主義的罪惡行徑，也有一部分和當年魯迅的演說相呼應的，例如反對提倡「讀經」等等。會場裏不斷有人散發著各種宣傳品。
出席追悼會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青年會禮堂的容量。十分明顯，這是一次政治性的集會。會場秩序井然，發言的除了香港大學的馬鑑教授講述魯迅生平以外，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爭著登台發言。有個叫吳邁的上海律師，把花圈送到台上，端端正正地擺在魯迅像前，然後發表了鋒芒畢露的反蔣演說，博得台下一片掌聲。接著上台的是一個叫江公懷的經濟學家，詞鋒之激烈不下於吳邁。當時主持《大眾日報》評論工作的一個姓任的和一個被蔣介石排擠到香港作「寓公」的國民黨官員黃某也乘此機會對蔣介石大加申斥。這就使得這個會成了反蔣的統一戰線大會。
從三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版的報紙，在時代潮流衝擊下，辦報方針有了一些改變。即是說，不僅僅報道「督憲府」、「華民政務局」發佈的官方新聞，或從「差館」、「線人」探悉的社會新聞，也登載一些政治新聞了。對於追悼會的消息，在第二天島上幾家銷數較大的報紙都給以突出的處理。特別幾張同蔣介石有矛盾的國民黨派系報紙，反應尤其強烈，它們以整版篇幅詳盡地報道了大會的消息，有關歐戰和平紀念活動反而降到第二位了。
以為香港當局對於這樁事件——即他們慣常稱之為「過激」行動的事件，無動於衷，滿不在乎，那也不符事實。他們終於也發覺了，只是遲了一大步。在追悼會進行期間，我作為大會主持人站在台上，遠望會場大門，就見到一個穿著黑膠綢短打，不結扣子的傢伙，斜倚著門框，往會場裏東張西望。個把星期以後，在我從事教育工作的一間中學，曾經有人去找過校長，查詢我這個人的來歷，說甚麼他們已弄清楚追悼會的籌備經過，是在一間幼稚園開的第一次會。校長本來不盡了解我們籌備的全過程，只曉得大會的發起單位都是噹噹響的，就對那個來訪者說，何必問我呢，去問香港大學豈不更好？三言兩語，便把那傢伙打發走了。我不知張任濤是否也有人對他如此「關心」？會開過不久，他便到廣州去了。七七事變以後，他又去了延安。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雖然碰過幾次面，都是來去匆匆，沒來得及談起這些往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死在江西一個幹校。
事情已過去四十五年，作文追記此一事實，以紀念魯迅先生。
劉火子
香港《文匯報》，1981年9月25日
然而魯迅的影響決不是一小撮人所能堵得住的。魯迅演說的當天，儘管大雨滂沱，更兼有人破壞，青年會禮堂還是座無虛席。
一九三六年，當魯迅長眠於上海萬國公墓時，香港又舉行了一次同魯迅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集會。巧就巧在這次集會恰又是在青年會禮堂舉行，而且聲勢比魯迅生前的那一次演講會來得更大！
今年是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追記一下那次集會，倒是很有必要的。從那個時候算起，時間已過去四十五年，對於那次集會，青年人一定知之不多，就是五六十歲的人，如不翻閱當時報刊，也不一定記得起來。那就從頭說起吧。
那時香港新成立了一個文藝協會，是從上海來的一些文藝界朋友如戴望舒等人同原來在香港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一起搞起來的，其中有羅雁子（羅理實）、李遊子、張任濤（張建南）、李育中、侶倫、張弓等，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記得頭一次發起人會議是借深水埔大埔道的「深水埔幼稚園」舉行的。大家坐在髹上綠色的矮凳子，圍著小方桌交換如何開展工作的意見。那時恰好在十月下旬，魯迅逝世的不幸消息傳來，大家認為協會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給魯迅治喪委員會發個唁電。這是香港文協的頭一次在社會上露面。接下來便一致決定以香港文協的名義向有關團體倡議，聯合舉行一次追悼大會。推定張任濤和我擔任籌備聯絡工作。
張任濤是新聞記者，社會關係多，人頭熟。我們聯系的頭一個對象是青年會。理由有三。一、舉行追悼會得有一個會場，青年會禮堂是個理想的地方；二、青年會禮堂是當年魯迅發表演說的地方，有紀念價值；三、當時的青年會不只是搞宗教活動，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它是十分積極的，經常開展歌詠活動。我們直接同它的總幹事聯系，他一口就答應同我們一起發起這個追悼會。我們的第二個對象是香港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它附屬的中文學院，任院長的許地山和當教授的馬鑑都同魯迅認識。我們首先訪問許地山家，吃過許夫人端來的冰桔子水，我們就談開了，許地山同意發起，還推荐馬鑑教授出席報告魯迅的生平。我們覺得在發起單位中應該有一家報紙，這就是《大眾日報》。這家報紙是由國民黨抗日軍隊十九路軍辦的，後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它又成為這個政府在香港的「機關報」，一貫反對蔣介石投降政策，旗幟鮮明，張任濤是這家報紙的記者，一談就妥。最妙的是，參加發起的還有一個甚麼同鄉會（請注意，不是浙江同鄉會）——總之它同魯迅毫不搭界。我們之所以選中它，其中大有文章。原來在香港有這麼一條「律例」，無論舉行甚麼集會都必須向「華民政務局」登記，而獲得批准的唯一依據就是要有一位紳士作「保人」。這個同鄉會的會長杜XX，曾經得過保良局甚麼爵士名位，具有作「保人」的資格。張任濤在採訪活動中與杜某認識，深知此人愛出風頭，凡有沽名釣譽的機會一律不放過，儘管他根本不知道魯迅為何許人，當知道有那麼多著名社團參加發起，便連聲說「參加！參加！」此外還有哪些單位參加，記不完全了，可能還「新文字」（拉丁化）研究會」吧？
開會時間又是一個頗費斟酌的問題。為了避免某些人重複當年破壞魯迅演說的醜劇，我們商議出一條妙計。這就是選擇十一月十一日，用一年一度的「歐戰和平紀念日」作為舉行追悼會的日期。憑我們多年來的經驗，每年這一天，香港文武官員，高等華人，都在總督率領下參加紀念儀式。政治部的暗探們都得到現場去保護權貴。對於我們這樣的會很可能顧不上來或者認為無關緊要放之任之。
追悼會按法律手續籌備就緒之後，如期舉行，正當香港大小官員、三軍頭目以及身穿長袍馬褂、胸配英國皇家勛章的爵紳們雲集在「歐戰和平紀念碑」前，行禮如儀的時候，出乎這些人意料的，在青年會禮堂裏，魯迅追悼會以罕見的規模進行著。一清早，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大禮堂就陸續有人以各種名義送來了輓聯、花圈，把四周牆壁掛得滿滿的，顯得十分嚴肅穆。輓聯的內容大部分是針對蔣介石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和對日實行不抵抗主義的罪惡行徑，也有一部分和當年魯迅的演說相呼應的，例如反對提倡「讀經」等等。會場裏不斷有人散發著各種宣傳品。
出席追悼會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青年會禮堂的容量。十分明顯，這是一次政治性的集會。會場秩序井然，發言的除了香港大學的馬鑑教授講述魯迅生平以外，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爭著登台發言。有個叫吳邁的上海律師，把花圈送到台上，端端正正地擺在魯迅像前，然後發表了鋒芒畢露的反蔣演說，博得台下一片掌聲。接著上台的是一個叫江公懷的經濟學家，詞鋒之激烈不下於吳邁。當時主持《大眾日報》評論工作的一個姓任的和一個被蔣介石排擠到香港作「寓公」的國民黨官員黃某也乘此機會對蔣介石大加申斥。這就使得這個會成了反蔣的統一戰線大會。
從三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版的報紙，在時代潮流衝擊下，辦報方針有了一些改變。即是說，不僅僅報道「督憲府」、「華民政務局」發佈的官方新聞，或從「差館」、「線人」探悉的社會新聞，也登載一些政治新聞了。對於追悼會的消息，在第二天島上幾家銷數較大的報紙都給以突出的處理。特別幾張同蔣介石有矛盾的國民黨派系報紙，反應尤其強烈，它們以整版篇幅詳盡地報道了大會的消息，有關歐戰和平紀念活動反而降到第二位了。
以為香港當局對於這樁事件——即他們慣常稱之為「過激」行動的事件，無動於衷，滿不在乎，那也不符事實。他們終於也發覺了，只是遲了一大步。在追悼會進行期間，我作為大會主持人站在台上，遠望會場大門，就見到一個穿著黑膠綢短打，不結扣子的傢伙，斜倚著門框，往會場裏東張西望。個把星期以後，在我從事教育工作的一間中學，曾經有人去找過校長，查詢我這個人的來歷，說甚麼他們已弄清楚追悼會的籌備經過，是在一間幼稚園開的第一次會。校長本來不盡了解我們籌備的全過程，只曉得大會的發起單位都是噹噹響的，就對那個來訪者說，何必問我呢，去問香港大學豈不更好？三言兩語，便把那傢伙打發走了。我不知張任濤是否也有人對他如此「關心」？會開過不久，他便到廣州去了。七七事變以後，他又去了延安。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雖然碰過幾次面，都是來去匆匆，沒來得及談起這些往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死在江西一個幹校。
事情已過去四十五年，作文追記此一事實，以紀念魯迅先生。
劉火子
香港《文匯報》，198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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