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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宣圓:詩人、報人劉火子



近日有幸讀到《奮起者之歌劉火子詩文選》和《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前者為東方出版中心出版(2011年11月版),是火子的詩文集,收有新詩六十多首,多數是解放前的作品;後者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10年12月版),收有「劉火子詩歌評論」和「劉火子詩歌欣賞」以及劉火子詳細的創作年表。二書都是劉火子在香港的長女劉麗北主編的。麗北特地委託其子小李和在滬的妹妹麗星送來給我。

火子是《文匯報》前副總編輯。同事們都知道他是位著名詩人,有過光榮的歷史。但是,他很低調,從來不向同事們透露,所以,人們都不了解他的「過去」。麗北女士在信中說:她花了十多年時間和精力到香港、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圖書館,收集他父親的資料。 「爸爸自己手裡早沒了三四十年代的資料,何況從香港歸來,經歷特殊,他在世時,很多人和事不能說。現在看他的作品,那種民族情感依然熾烈。挺感人,也挺感慨的。」翻開一讀,使我對火子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他一生坎坷而復雜,平凡而輝煌。他是一位愛國的詩人,一位資深的報人。

著名詩人

劉火子原籍廣東台山,1911年出生於香港。家境貧寒,讀​​完小學就以打工為生,但從小喜歡讀書,靠讀夜校自學成才。青年時代在進步思想影響下,進入文藝界。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香港處於新文學萌芽期,火子年輕氣盛,才華出眾,思想新潮,常在報上發表新詩和文藝評論。他參與籌劃香港第一本詩刊《詩頁》以及更有影響、更有分量的《今日詩歌》刊物;他又參與創辦了香港早期第一個有組織、有活動的文藝團體「香港文藝協會」。他和一些進步文人用文章和詩歌,宣傳左翼文學,歌頌光明,揭露黑暗。由此蜚聲詩壇,揚名港島。他是一位很活躍的人物,有很高的威望。 1936年11月,他參加組織香港進步團體聯合發起的追悼魯迅先生紀念大會,並被推選為大會執行主席。

火子這時期寫了許多的詩,出版過詩集《不死的榮譽》,但多數散失,現在見到的他最早的詩作是1934年9月發表在《今日詩歌》創刊號上的《最後列車》,還有一篇文藝評論《詩話: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主張詩歌的題材「要為大眾服務,要在動亂的年頭……鼓舞人們走向光明之路」。在抗日戰爭國難當頭之際,火子身在港島,心向中原,關心祖國,他寫了《熱情祖國》:「祖國啊,/人們同情你,/贊羨你,/祝福你呀,/可愛的熱情的祖國!」在另一首《筆》中,他寫道:「我們也得擎起像高爾基般尖銳的筆,/對準侵略者的胸膛穿過去穿過去,/送它進火葬的死場。」這兩首詩都發表在1938年茅盾和巴金創辦和主編的《烽火》文學雜誌上。 1940年,他在桂林,眼看中國人民昂揚的抗戰鬥志,心潮澎湃,寫了《紋身的牆》:「沒有哪幾個國家的牆,/比起中國的牆更壯麗了。」

火子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詩人,一生與詩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除了「十年動亂」年頭,他都念念不忘寫詩。 「四人幫」剛粉碎不久,火子就激情滿懷地寫了《一切都過去了》:「是的,/一切都過去了!/十月的晴空艷麗得出奇,/寒凝大地再复蘇,/過去的就由它過去吧,/賬遲早總得清算/……看遠方無限錦繡,/兄弟們喲,/加快步伐,/猛烈衝刺二十世紀最後一段路。」1979年6月,上海作家協會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舉辦慶祝建國三十週年詩歌朗誦會,火子特地創作了一首《二十一世紀暢想》,嘔歌二十世紀的成就,暢想二十一世紀的光輝前景。尤其令人感動的是到了晚年的他,依然像一團火,奮筆寫下了一首近三百行的長詩:《奮起者之歌》。他自註:「1984年8月於哈爾濱度夏,時值建國三十五週年前夕,寫此志盛。翌年8月15日,全國人民集會歡慶戰胜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四十週年,爰寄香港《文匯報》文藝副刊發表。」詩中詩人回顧了祖國百年來多災多難的歷史,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才能奮起,走向「世界講壇」,「把金色的大字"富強"與祖國的名字相聯」。

火子的詩感情充沛,真誠熱烈,貼近現實,歌頌祖國。如今,香港文學界開始重視研究抗戰前的香港文學,以證明這時期的香港並非「文化沙漠」,而是處於「新文學萌芽期」。他們到處蒐集火子的資料,研究火子的作品。香港資深時事和文學評論人黃康顯先生說:「萌芽期的香港文學,唯一較有成就的是新詩,而在新詩人當​​中,劉火子又是比較有水準的,他現存的第一首詩《最後列車》,寫於1934年8月的香港,他中途並沒有下車或轉車,直至1984年8月,他在上海寫了最後的一首《奮起者之歌》,列車才到站。……他是第一位連續寫了五十年,亦即半個世紀詩的香港詩人。」火子是香港新文學萌芽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火子詩集的出版是「香港文壇的盛事。」

資深報人

抗戰初期,火子進入香港《大眾日報》當記者,從此開始走上新聞出版工作生涯。不久到香港《珠江日報》任戰地記者,歷時二十個月,到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戰爭前線,采寫了大量戰地新聞報導、通訊。如1940年初采寫的《大戰後崑崙關巡禮並記殲滅戰的大捷及勞軍的經過》。崑崙關在廣西賓陽縣境,此戰役是國民黨軍隊與日本侵略者的一次大較量,挫敗了日寇的囂張氣焰。火子在大戰後第三天就親臨前線,採訪將士,撰寫了萬字的長篇通訊,分三天在《珠江日報》連載。還有《韶關空城記》、《粵北的掃蕩戰》、《桂南混戰的縱橫面》等等,報導內地抗戰捷報,鼓舞港島居民。後來火子又到內地《建國日報》、《廣西日報》以及重慶的《商務日報》等報社任記者和主編,發表了大量的通訊報導、詩歌和散文,揭露日寇暴行,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

一個著名的記者或者編輯往往又是一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火子在香港文學界和新聞界名氣很大,香港的許多社會活動都有他的身影。比如,他曾經應連貫(地下黨)邀請協助組織「港九青年戰地文藝服務團」,起草服務團宣言,他以詩一般的語言,激勵了十多位青年奔赴革命聖地延安;他參加蕭乾主持的香港《大公報》副刊作者座談會;參加楊剛召集的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座談會,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學習世界語,任國際世界語協會香港代表,推廣世界語……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重慶製造震驚中外的「較場口血案」,火子挺身而出,與石西民、浦熙修、高集、畢群五人代表重慶各報進步記者四十二人起草了《致國民黨中央社公開信》,指責該報捏造事實,歪曲真相,並呼籲人權,維護民主。體現了一個堅持真理、熱愛真理的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

1946年火子到上海《文匯報》,負責編輯本市新聞版。翌年,《文匯報》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查封,火子與一些同仁逃到香港。在地下黨的支持下,1948年又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先後任編輯部主任、總編輯。自抗戰以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上海和武漢的一批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紛紛南下香港,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國統區實行白色恐怖,使香港成為進步人士和文化名人的「集散地」。火子在香港的地位很特殊,既是文藝界的活躍分子,又是新聞界的頭面人物,認識的人很多,如郭沫若、鄒韜奮、喬冠華、龔澎、徐遲、柳亞子、金仲華、楊剛、戴望舒、艾青、邵荃麟、端木蕻良、聶紺弩等等,他們有的是黨在香港的地下工作者,火子經常出席由他們發起的各種會議,發表各種文章。在黨的領導下,他積極組織報導解放戰爭勝利的消息和國民黨在香港許多機構起義的新聞,為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8年7月29日,火子和金端苓在香港六國飯店舉行婚禮。柳亞子等六七十位文化名人出席。沈鈞儒為他們證婚。郭沫若和於立群夫婦在婚禮上朗誦《金火合唱》;茅盾和孔德沚夫婦當場為他們揮毫寫下「新婚賀詞」……如此規格的婚禮「排場」,可見火子當年的地位和影響。

祖國解放了。他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的消息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即興創作了歌頌祖國的長詩《紅旗頌》。 1951年6月,火子奉命回到闊別四年的上海,任《文匯報》副總編輯。主要分管夜班要聞版版面。時值抗美援朝戰爭,他奉命赴朝鮮採訪志願軍,歷時數月,采寫了七篇通訊,其後與其他作者的訪朝文章合出單行本《和最可愛的人在一起》。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8年,他與另一位作家唐振常通宵達旦,利用一位記者的採訪素材,一氣呵成,撰寫了長篇通訊《鋼鐵戰士》,發表在《文匯報》上。記述了上海煉鐵工人邱財康嚴重燒傷後,以堅強的意志戰勝死神的經過。此文曾出單行本,作為上海中學生教材。

在編輯方面,他悉心研究國內外報紙的特點,與同仁們一起,開創了我國橫排報紙八欄編排法,經過推廣後為全國各地報紙普遍採用。他的同事、老報人黃立文說:橫排八欄編排法「創始人劉火子的功績,應當寫入我國報業史」。我同意他的意見,因為橫排八欄編排法是報紙版面編排的一項重大革新。

「五·七戰士」

我是1965年9月進《文匯報》的。火子是《文匯報》的領導,長年做夜班,我在理論部,很少見到他。他個子高高的,嘴裡常常含著煙斗,一口濃重的廣東普通話。 「文革」伊始,來自香港的他,自然免不了挨批鬥。有一張大字報一幅漫畫令我印象最深:劉火子躺在沙發椅上,嘴裡銜著煙斗,雙手展開報紙,翹起二郎腿……惟妙惟肖,酷似其人。那個年代,從舊社會過來的文化人,統統都是「反動文人」,屬於「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審查批鬥。有一段時間,他在報社印刷廠監督勞動,任務是捆報紙,見草繩亂七八糟,不禁脫口而出朗誦了李後主的詞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此事被人舉報,認為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不滿,被批鬥了好一陣子。自此,他吸取「教訓」,再也不寫什麼詩了。在「清理階級隊伍」時,火子又被編入「大班子」。先是在海關學校進行「鬥、批、改」,也就是交代自己問題,接受群眾批判和組織審查。經過專案組的「內查外調」,火子的問題基本弄清。一次,「大班子」工宣隊負責人告訴我,解放前,劉火子寫過許多文章,但還不怎麼「反動」,也沒有參加過什麼「反動組織」,可以「解放」。在當時,一個被審查的人,「解放」對他們說來是何等的重要! 「解放」了意味著人身有了自由。當我把這一消息告訴火子時,火子大喜過望。後來,「大班子」人員統統下放到在奉賢濱海的「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一個單位編一個連隊,文匯報是「十八連​​」。這時,「鬥、批、改」任務大體結束,「五·七戰士」在幹校學習文件,「鬥私批修」,還有種菜,也就是人們說的:「鹽鹼地上種蔬菜,茅草屋裡挖"修"根」。火子和另一叫毛恭謹的同事喜歡種番茄,他們把乾豬糞用手掰開,埋在一棵棵番茄秧底下。在他們的精心栽培下,番茄果實又紅又大。火子個子高,毛小個子。同事們戲稱他們是「大番茄」、「小番茄」。那時,都說我們是「臭老九」,「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實,「臭老九」的「知商」特別高,在鹽鹼地上種的蔬菜產量多、質量好,尤其是火子他們種的番茄,更令工宣隊和軍宣隊們刮目相看。

在幹校時間長了,「五·七戰士」都想著自己的歸宿,人心思散,怨氣沖天。為了穩定人心,幹校團部組織幾個「寫作組」。火子和我參加了「鹽場鬥爭史寫作組」。 「寫作組」七人,來自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和出版社。我們幹校的周圍就是奉賢鹽場,離幹校不遠有一所鹽場小學,我們就住在小學教室裡。我和火子雖然都在幹校,但我在「尖刀連」,「尖刀連」是乾校的先遣部隊,先去為大部隊造房子。而這次我和火子同在一個「寫作組」,同吃、同住、同「寫作」,朝夕相處達半年之久。

火子是一位慈祥的長者,為人和藹可親,沒有什麼架子。我們都親切地叫他「火子」。我比他小三十歲,喜歡和他開玩笑。一次,我看到他在抽八分錢一包的「生產牌」香煙。這種香煙是鹽場小賣部特地為乾校一些煙民進的貨,在當時是最便宜的,屬於低檔煙。我問他,為什麼不用煙斗了。他說,煙斗放在上海家裡。於是,我提起「文革」初那張嘴裡含煙斗,翹起二郎腿的大字報,他笑著說,確實是畫得很像,但事情過去了,不要再說了。後來,他回到報社,和這位作者仍舊是同事,相處得很好。可見他是一位氣量很大的人。他很講究美食,我常與他去拓林鎮上買菜,一次買了一塊「五花肉」,他說,他燒紅燒肉最拿手,這次他要親自操作,讓我們嚐嚐他的手藝。他洗淨、切好,放在鍋裡,擺上作料,開始燒起來。時值中午,我們都在午睡。突然,聞到一股焦味。火子霍地起床,大叫不好,到隔壁廚房間揭開鍋蓋,紅燒肉已經變黑。他很不好意思,覺得對不起我們,我們都說沒有關係,以後再來。

當時的創作模式是「三突出」,「高、大、全」,鹽場鬥爭史也要塑造一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火子和我們對這個創作「模式」都不理解,但是在那個時代,大家心照不宣。為了蒐集「英雄人物」素材,火子和我們在鹽場「訪貧問苦」,參加鹽民曬鹽勞動,收集鹽民與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緝私隊鬥爭的故事。我們還去浙江的餘姚、岱山調查。火子帶著在江西插隊回滬休假的長女劉麗北與我們同行。我們參觀一些鹽場,翻閱鹽場檔案,召開老鹽民座談會,了解了奉賢的鹽民是從這裡渡海而來的。平心而論,此時此地,大家都沒有心思寫作,都在等待「分配工作」。果然,不久連隊工宣隊宣布火子和我回「小班子」(《文匯報》社)。火子到文藝部任編輯。這樣,歷經四五年的干校生活結束了,《鹽場鬥爭史》也沒有寫出來。 1978年,火子調到中國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任副總編輯,主編新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年鑑《中國百科年鑑》。 1990年11月,火子在上海逝世。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文匯報》前副總編張煦棠先生在一篇回憶《文匯報》歷史的文章中曾經寫道:《文匯報》的優良傳統是由徐鑄成、嚴寶禮、柯靈、陳虞孫、陸灝、劉火子、唐海……這樣一批卓越的報人創建起來的。 「還擁有黃裳、葉岡、唐振常、鄭心永、黃立文、梅朵、蔣定本、全一毛、陶穎昌、徐開壘、謝蔚明、楊重野、呂德潤、姚芳藻等一大批優秀報人、評論家、名記者,從報紙領導到這些辦報能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辦報能人啊!」是的,《文匯報》確實人才濟濟,高手如林,是個「藏龍臥虎」之地。

施宣圓

上海《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9月28日
http://roll.sohu.com/20120928/n3541177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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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 一 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 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  「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  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得豬雞會因此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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