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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寫實作為信念——論劉火子



劉火子(1911-1990),原名劉培燊,曾用筆名火子、劉寧、劉朗等。廣東台山人,香港出生,二三年曾入讀廣州第三小學,二六年回港,二九年進香港華胄英文書院夜校,三三年至三七年間先後在香港數間中、小學任教,三六年與友人創設「香港新生兒童學園」,校址位於旺角奶路臣街。三八年任香港《大眾日報》記者,此後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四二至四六年間,先後在韶關、桂林、重慶、上海等地報社工作,四七年回港任職於《新生晚報》,四八年參與香港《文匯報》的創辦,五零年接任《文匯報》總編輯,五一年離港赴滬,任職於上海《文匯報》,九零年在上海逝世。[1]

劉火子三十年代初開始在香港《南華日報》、《天南日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和評論,三四年出席由《南華日報》社長陳克文發起的文藝茶話會,同年與戴隱郎等組織「同社」,創辦《今日詩歌》,並任主編,三六年與李育中、杜格靈、王少陵等發起成立「香港文藝協會」。[2]三、四十年代,劉火子曾發表大量詩作,除香港《星島日報》、《大公報》、《華僑日報》、《時代文學》等報刊,並在上海的《文叢》、《烽火》、《文藝復興》、桂林的《詩創作》、重慶的《詩文學》等刊物上發表。詩集《不死的榮譽》,一九四零由香港微光出版社出版。[3]

在《今日詩歌》始創號發表的戴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詳細介紹了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源流和特色,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對李金髮及象徵主義詩的認同並非只是單純的模仿或趨新,而是具有理論上的認知,固然是香港新詩史上的重要論文;就在同一刊物上,劉火子的短論〈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在象徵派和現代派以外的另一傾向,同樣具有特殊意義。

在該文中,劉火子針對五四至三十年代初,不少新詩多個人感興而少社會關懷的情況,提出批評,他說:「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客觀條件的影響所致,而多數詩人的眼光的狹隘,作品的陳腐無聊,也不是全無原因。不錯,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狹隘了。他們所看見的是花的美好,是月的團圓,是歌詠人生的美滿,是傷感情愛的消失,是桃紅的笑,是暗啞的哭泣,這種蓋著天鵝絨被子而向著愛與美的追求的人,好像是和現實社會隔絕一樣,……所以,從這一點研究的結果,我以為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至少都要能夠把握著客觀的現實的動的所在,這樣,中國的詩才有出路,才會產生出偉大的詩人。」[4]

劉火子的觀點其實很簡單,而問題本身的複雜程度,亦恐怕不是他所提出的「出路」可以解決,不過該文更重要的部份,應該是文章的起首不太顯眼的一段:「這問題的提出,在目前不是全無意義的。至少也得要和『中國目前為甚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一樣,是值得我們加以十二分的注意。」該文是由「中國目前為甚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而引發的,文中雖無說明,但翻查三十年代中國文藝刊物的資料,會發現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有一本只出版了三期的《春光》,曾發起以「中國目前為甚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為題徵文,並在三四年五月出版的第三期上刊登了郁達夫、杜衡、王獨清等十五位作家就該題目而進行的討論。[5]《春光》由左聯成員在上海印行,出版三期即被查禁。

劉火子的文章相信是為回應《春光》,並希望把相關討論帶到香港延續,不過他溫和持平的語調又不同於火藥味甚重的左翼文學理論。如此看來,劉火子〈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一文是該次討論的延伸,也可視為是一名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對寫實主義訴求和左翼文學理論作出溫和的回應。

早在二零年代中,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詩人已創作出不少強調寫實和鬥爭的詩作,郭沫若更宣稱要當政治的「留聲機」,「高興做個『標語人』、『口號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詩人』」。[6]繼一九三零年左聯的成立,中國詩歌會也在三二年組成,提倡「詩歌大眾化」,主張採用俗字俚語入詩。劉火子也傾向文學須反映現實的論點,認同詩歌的淑世精神,但不接近於郭沫若和中國詩歌會的主張,而較接近於艾青和臧克家的風格,主要運用自由詩體和散文化的形式,在白描中亦多轉換視點。

以劉火子的〈最後列車〉、〈棕色的兄弟〉和〈海燈〉為例,〈最後列車〉[7]起首寫的是具體可見的火車,至第一節末句「跑呵 從罪惡的跑到/  更罪惡的一角」,「罪惡」意味批判,也意味從具體的現實刻劃轉入了觀念上的刻劃。接下去的數節,分別描寫「勝利者」和「失敗者」,作者的筆法都不是純粹客觀的寫實,而是包含了作者的批判態度,在表面寫實的形式背後,更鮮明可感的其實還是作者的「觀念」。在〈棕色的兄弟〉和〈海燈〉[8]兩首詩中,作者關注的是外在現實,沒有提到自己,但詩最動人的還是作者透過寫實所表現出對外在事物的感情。

劉火子的詩作,因刻劃現實的角度本身豐富多變,故詩的態度鮮明而不流於口號化,感情可感而不浮跨。相較於艾青和臧克家,劉火子詩藝或不及前者,但在風格上類近。綜觀劉火子的詩作,始終堅守對外在世界的關注,以詩表現他的人道和淑世精神,在他的詩當中,寫實是作為信念,而不是技巧或口號。

2002年5月
(原刊《詩潮》月刊第五期,2002年6月)


  1. 關於劉火子的生平詳見劉麗北〈劉火子生平簡歷〉,《香港文學》第174期,1999年6月。另參劉以鬯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6)。
  2. 有關劉火子參與文藝茶話會、香港文藝協會及三十年代香港作家的活動,可參侶倫〈文藝茶話會與《新地》〉(《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李育中〈我與香港──說三十年代一些情況〉(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1999)。
  3. 一九九九年四月,劉火子長女劉麗北女士攜劉火子詩集《不死的榮譽》影本,捐贈予香港大學,現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4. 劉火子〈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今日詩歌》始創號,1934年9月。
  5. 參郁達夫等〈中國目前為甚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討論)〉,《春光》一卷三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
  6. 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經過〉,《沫若文集》第十一卷。
  7. 見《今日詩歌》始創號,1934年9月。
  8. 見劉火子《不死的榮譽》,香港:微光出版社,1940,頁20-22;46-48。又,因篇幅所限,本文對劉火子詩作的具體分析暫略去,留待他日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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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 一 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 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  「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  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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