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再會，早點回來，回來幫我蓋被頭！」這首我們家自創的上海話童謠，曾是我們姐弟四人兒時每天齊聲朗讀的「必修課」：每天晚餐後，我們的父親劉火子，離家到位於外灘的文匯報社上夜班去，這是我們和爸爸的道別詞。爸爸將會在第二天凌晨6點左右回家，順手為還在睡夢中的我們一一掖好踢開的被子。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離開了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職位，來到上海《文匯報》工作，擔任主管版面的副總編輯，長年值夜班。每天後半夜，父親審完報紙大樣，眼看著印刷機嘩嘩轉動、吐出報紙後才回家。他的生活規律和別人家的父親相反——早上，我們去上學，媽媽去上班，他才到家睡覺；下午，我們放學回家，他才剛起床。
這樣的作息時間，使我們孩子與父親相處的時間相對多一些，關係也比較親密一些。我們印象里的父親，是個很愛勞作並且創意十足的人。父親會修理破損的沙發、椅子，會培植造型別致的盆景，還會親手製作一些有趣的家居用品。一盞尺許高的檯燈，燈座是父親用50年代赴朝鮮慰問志願軍時帶回來的紀念品——一枚真正的美國炮彈殼製作的，上面的燈罩也是他做的，四張鄉土味十足的陝西皮影戲人物的牛皮刻像被貼在燈罩內層，燈一開，圖案就透出來了。還有一盞檯燈，是用茅台酒的酒瓶做的燈座，為了在瓷質酒瓶底部鑽孔，父親著實動了不少腦筋……
父親還很會做菜。在上世紀最最困難的60年代，即使是「保證供應」的上海，食物也嚴重不足。鄰居用一床舊棉胎，只換來一枚雞蛋。父親發明瞭「小蔥炒粗鹽」——那時的粗鹽像小石子般大粒，爆香蔥花和鹽粒，再加幾片切碎的包心菜最外層的深綠老菜葉，可以用來下飯送粥；百葉塗上醬油，卷成一條，扎緊蒸熟，切成一個個圓餅，變成美味的素肉卷；綠豆芽包在豆腐皮里煎香，也成了佳肴；把餛飩皮四邊剪成絲，炸成菊花一般，竟然還能招待來家里吃飯的客人。就這樣，我們四張飢餓的小嘴，度過了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
「爸爸再會」的童謠，在60年代後期的某一天戛然而止，父親被扣上「反動文人」的罪名，為新聞長年上夜班的工作就此中止。他被「靠邊」下放勞動，先是到印刷車間去搬運新聞紙，那是非常沉重的體力活，一卷新聞紙直徑近乎人高，得幾個人推著滾向印刷機；後來，又到上海奉賢海邊的「五七」幹校去墾荒種菜，父親種的番茄長得又多又好，於是人們戲稱他為「番茄劉」。「文革」結束不久，父親從新聞行業轉到上日班的出版社工作，然而，二十多年通宵不睡的習慣再也改不了。盡管白天上班不能睡覺，可是晚上依然很難入睡。妹妹麗星上大學前曾在工廠上中班，夜深時分騎自行車回家，整幢大樓只有父親房間的窗戶還亮著燈光，父親還在燈下看書、寫文章……
回憶父親，竟然都是這樣瑣碎的鏡頭，在腦海里一一掠過。這固然是子女眼中非常真實而感性的父親，然而，這並不是完整的父親！俗話說，「知子莫如父」，卻很少有人能倒過來自豪地宣稱：我非常瞭解我的父母！直到著手整理父親一生創作的詩歌和文章之後，資料越積越多，才驚訝地發現，我們以往對父親的認識和瞭解真是太淺太淺。
1990年，父親去世。1997年，母親也辭世了，我們才開始整理父親留下的詩稿和文章。其中有一封父親回複香港中文大學小思（盧瑋鑾）老師信的底稿。小思老師是研究香港文學史首屈一指的專家，她發掘出一段珍貴史料：1936年11月11日，香港文化界舉辦過一次規模達千人的紀念魯迅大會，作為該活動主要籌備人和大會執行主席，劉火子在會上報告了活動籌備經過，並報告了籌建魯迅文學獎和捐建魯迅銅像等事宜。小思老師整理了報刊上關於這次紀念活動的資料，發表在1981年香港《抖擻》雜誌上，並把雜誌寄給父親。父親在回信中說：「從《抖擻》雜誌中讀到你的大作，十分高興！1936至1941年這個時期，香港文壇的確經歷著它從來沒有過的最光輝的年代……當今既然有人對地區性文藝，例如對被稱為文化城的桂林，對被稱為孤島的上海都進行研究，那麼對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文藝的研究就不應有所例外……」
小思老師的文章讓我開了竅。由於戰爭的緣故，父親幾度從一個城市匆匆轉到另一個城市，他創作的大部分作品都被迫丟棄。尤其是1941年底，香港淪陷，父親隻身逃離香港，所有作品幾乎蕩然無存。父親素來是個訥于言的人，不愛說話，更厭惡誇誇其談，我們從沒聽他炫耀過自己。但父親畢竟是個文字工作者，他發表過的作品，雖然年代久遠，或許在圖書館里還可以找到。那些資料可以讓我們深入瞭解父親的一生，還原給我們一個更完整立體的父親。
從1998年初開始，我利用無數個節假日，在故紙堆和舊菲林里慢慢尋找，辨認、核實、影印、打字、存檔。我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大會堂圖書館、九龍中央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一頁一頁地查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報紙的微縮膠卷，有些原件不讓影印和翻拍，只得一字一句抄下來。我又到北京、廣州、上海等地數家圖書館，尋找父親當年發表的文章和詩歌。家里留存的部分文章剪報，也需要核實刊登的報刊和日期。
2010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一書。書中選收了父親五十多年中創作的四十六首詩歌、一生文學活動的簡歷，和香港大學教授、學者黃康顯對父親深入研究的成果《香港情懷與文學情結——論詩人劉火子》一文，以及其他學者的評論文章。該書側重于父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對香港文壇的貢獻和作為「詩人火子」稱謂的史料性，因此，用了父親一首詩的標題《紋身的牆》作為書名。這首詩曾深得蕭乾喜愛，由他翻譯成英文，發表在1942年英國出版的《中國詩選》上。
父親出生在辛亥革命的1911年，去年也是他百年誕辰紀念。父親最後十餘年工作的東方出版中心為他出了一本詩文集，我們也非常感激。作為從事四十餘年新聞工作，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香港派往華南前線採訪的戰地記者，父親除了寫詩，還寫過許多出色的通訊報道和散文、小說，尤其是發表在1942年2月韶關《建國日報》上的兩萬余字長篇通訊《紅香爐的百年祭》，詳細生動地記錄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香港淪陷的種種悲壯情景，文字生動，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
通過從多方面整理、編輯父親的詩文集，在網上討論內容，交流心得，我們四個子女對父親有了新的發現和深入認識。父親的文字內容、精神面貌，如同他的名字「火子」——鳳凰涅槃那樣在火中獲得新生。「詩言志」、「文如其人」，在時代的大洪流中，父親始終積極面對人生，他的詩歌、散文、評論、報道，表現出對勞苦大衆的深切同情，對敵寇的強烈憎恨，對奮起者的熱情歌詠。他一直在追求進步與光明，這就是我們的父親——一個正直磊落、愛憎分明、豪情滿懷的父親！
「爸爸再會」——爸爸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劉麗北
上海《文匯報》，筆會，2012年1月25日
http://whb.news365.com.cn/tp/201201/t20120125_227742.html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離開了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職位，來到上海《文匯報》工作，擔任主管版面的副總編輯，長年值夜班。每天後半夜，父親審完報紙大樣，眼看著印刷機嘩嘩轉動、吐出報紙後才回家。他的生活規律和別人家的父親相反——早上，我們去上學，媽媽去上班，他才到家睡覺；下午，我們放學回家，他才剛起床。
這樣的作息時間，使我們孩子與父親相處的時間相對多一些，關係也比較親密一些。我們印象里的父親，是個很愛勞作並且創意十足的人。父親會修理破損的沙發、椅子，會培植造型別致的盆景，還會親手製作一些有趣的家居用品。一盞尺許高的檯燈，燈座是父親用50年代赴朝鮮慰問志願軍時帶回來的紀念品——一枚真正的美國炮彈殼製作的，上面的燈罩也是他做的，四張鄉土味十足的陝西皮影戲人物的牛皮刻像被貼在燈罩內層，燈一開，圖案就透出來了。還有一盞檯燈，是用茅台酒的酒瓶做的燈座，為了在瓷質酒瓶底部鑽孔，父親著實動了不少腦筋……
父親還很會做菜。在上世紀最最困難的60年代，即使是「保證供應」的上海，食物也嚴重不足。鄰居用一床舊棉胎，只換來一枚雞蛋。父親發明瞭「小蔥炒粗鹽」——那時的粗鹽像小石子般大粒，爆香蔥花和鹽粒，再加幾片切碎的包心菜最外層的深綠老菜葉，可以用來下飯送粥；百葉塗上醬油，卷成一條，扎緊蒸熟，切成一個個圓餅，變成美味的素肉卷；綠豆芽包在豆腐皮里煎香，也成了佳肴；把餛飩皮四邊剪成絲，炸成菊花一般，竟然還能招待來家里吃飯的客人。就這樣，我們四張飢餓的小嘴，度過了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
「爸爸再會」的童謠，在60年代後期的某一天戛然而止，父親被扣上「反動文人」的罪名，為新聞長年上夜班的工作就此中止。他被「靠邊」下放勞動，先是到印刷車間去搬運新聞紙，那是非常沉重的體力活，一卷新聞紙直徑近乎人高，得幾個人推著滾向印刷機；後來，又到上海奉賢海邊的「五七」幹校去墾荒種菜，父親種的番茄長得又多又好，於是人們戲稱他為「番茄劉」。「文革」結束不久，父親從新聞行業轉到上日班的出版社工作，然而，二十多年通宵不睡的習慣再也改不了。盡管白天上班不能睡覺，可是晚上依然很難入睡。妹妹麗星上大學前曾在工廠上中班，夜深時分騎自行車回家，整幢大樓只有父親房間的窗戶還亮著燈光，父親還在燈下看書、寫文章……
回憶父親，竟然都是這樣瑣碎的鏡頭，在腦海里一一掠過。這固然是子女眼中非常真實而感性的父親，然而，這並不是完整的父親！俗話說，「知子莫如父」，卻很少有人能倒過來自豪地宣稱：我非常瞭解我的父母！直到著手整理父親一生創作的詩歌和文章之後，資料越積越多，才驚訝地發現，我們以往對父親的認識和瞭解真是太淺太淺。
1990年，父親去世。1997年，母親也辭世了，我們才開始整理父親留下的詩稿和文章。其中有一封父親回複香港中文大學小思（盧瑋鑾）老師信的底稿。小思老師是研究香港文學史首屈一指的專家，她發掘出一段珍貴史料：1936年11月11日，香港文化界舉辦過一次規模達千人的紀念魯迅大會，作為該活動主要籌備人和大會執行主席，劉火子在會上報告了活動籌備經過，並報告了籌建魯迅文學獎和捐建魯迅銅像等事宜。小思老師整理了報刊上關於這次紀念活動的資料，發表在1981年香港《抖擻》雜誌上，並把雜誌寄給父親。父親在回信中說：「從《抖擻》雜誌中讀到你的大作，十分高興！1936至1941年這個時期，香港文壇的確經歷著它從來沒有過的最光輝的年代……當今既然有人對地區性文藝，例如對被稱為文化城的桂林，對被稱為孤島的上海都進行研究，那麼對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文藝的研究就不應有所例外……」
小思老師的文章讓我開了竅。由於戰爭的緣故，父親幾度從一個城市匆匆轉到另一個城市，他創作的大部分作品都被迫丟棄。尤其是1941年底，香港淪陷，父親隻身逃離香港，所有作品幾乎蕩然無存。父親素來是個訥于言的人，不愛說話，更厭惡誇誇其談，我們從沒聽他炫耀過自己。但父親畢竟是個文字工作者，他發表過的作品，雖然年代久遠，或許在圖書館里還可以找到。那些資料可以讓我們深入瞭解父親的一生，還原給我們一個更完整立體的父親。
從1998年初開始，我利用無數個節假日，在故紙堆和舊菲林里慢慢尋找，辨認、核實、影印、打字、存檔。我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大會堂圖書館、九龍中央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一頁一頁地查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報紙的微縮膠卷，有些原件不讓影印和翻拍，只得一字一句抄下來。我又到北京、廣州、上海等地數家圖書館，尋找父親當年發表的文章和詩歌。家里留存的部分文章剪報，也需要核實刊登的報刊和日期。
2010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一書。書中選收了父親五十多年中創作的四十六首詩歌、一生文學活動的簡歷，和香港大學教授、學者黃康顯對父親深入研究的成果《香港情懷與文學情結——論詩人劉火子》一文，以及其他學者的評論文章。該書側重于父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對香港文壇的貢獻和作為「詩人火子」稱謂的史料性，因此，用了父親一首詩的標題《紋身的牆》作為書名。這首詩曾深得蕭乾喜愛，由他翻譯成英文，發表在1942年英國出版的《中國詩選》上。
父親出生在辛亥革命的1911年，去年也是他百年誕辰紀念。父親最後十餘年工作的東方出版中心為他出了一本詩文集，我們也非常感激。作為從事四十餘年新聞工作，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香港派往華南前線採訪的戰地記者，父親除了寫詩，還寫過許多出色的通訊報道和散文、小說，尤其是發表在1942年2月韶關《建國日報》上的兩萬余字長篇通訊《紅香爐的百年祭》，詳細生動地記錄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香港淪陷的種種悲壯情景，文字生動，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
通過從多方面整理、編輯父親的詩文集，在網上討論內容，交流心得，我們四個子女對父親有了新的發現和深入認識。父親的文字內容、精神面貌，如同他的名字「火子」——鳳凰涅槃那樣在火中獲得新生。「詩言志」、「文如其人」，在時代的大洪流中，父親始終積極面對人生，他的詩歌、散文、評論、報道，表現出對勞苦大衆的深切同情，對敵寇的強烈憎恨，對奮起者的熱情歌詠。他一直在追求進步與光明，這就是我們的父親——一個正直磊落、愛憎分明、豪情滿懷的父親！
「爸爸再會」——爸爸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劉麗北
上海《文匯報》，筆會，2012年1月25日
http://whb.news365.com.cn/tp/201201/t20120125_227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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