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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从诗人到年鉴事业奠基人

喜闻刘火子先生(1911-1990)的后人在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下,正在编辑出版刘火子的诗歌专集,备感欣慰。

20世纪30年代初,香港新文学尚处于萌芽期,刘火子已在香港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诗歌评论,尤其是他创作的新诗,聚焦于社会贫富不均的现状和下层平民百姓的疾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之后,他作为目前所知香港报界唯一被正式派往前线的战地记者,在南方抗战前线采访一年半,曾亲临大捷后硝烟未散的昆仑关,目睹民众为阻延日军入侵而掘破自己亲手修筑好的滇缅公路的感人场面。

在撰写前线通讯的同时,刘火子还用诗歌表达爱国激情,这些诗歌取材独特,有血有肉,全民抗战的激昂气氛扑面而来。《热情祖国》和《笔》等诗作曾以显要位置刊登于茅盾、巴金创办和主编的《烽火》文学杂志;《阴郁的书简》发表在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上,产生很大影响,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名远扬,人称“诗人火子”。此后数十年,虽经历战争和流徙,刘火子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写实的风格致力于诗歌创作,自1934年发表第一首诗歌到1984年创作最后一首史诗性长诗《奋起者之歌》,他的写诗历程跨越半世纪。

刘火子是文字工作者,一生在诗歌创作、新闻采写和年鉴编辑方面都有建树。余生也晚,在他写诗的高峰期,我尚未出世。这次其后人将他的数十首代表性诗作集零为整,读完这些诗,我深受教育,同时得到了极好的享受。刘火子的诗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充满深刻的人生哲理。在战争年代,他的诗,对侵略者是炸弹,对人民是号角。他坚持“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理念。他表达了香港民众的心声,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

我认识刘火子先生始于1978年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时,也就是刘火子先生从事文字工作的最后十年。在这之前,我已久闻这位上海《文汇报》副总编的大名,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1978、1979年,分社设在上海人民广场大楼,即现在上海市政府、市人大的所在地。刘火子是上海分社的领导成员之一,我是普通编辑,于是,我们得以天天见面。

大百科全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汇总前人长期积累的科学文化成果的权威性书籍,而中国历史上尚未编辑过同类的书籍,即使国外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对中国内容的描述,也错误颇多。于是,刘火子怀着极大的热情,离开他工作几十年的新闻媒体,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认为非常有意义的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事业中去。

当时计划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用10到15年时间按学科分卷陆续出版,内部力争10年出齐。那么,如何把当今日新月异的学术成就告诉读者?难道要等到15年后,才一次性告知人们吗?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再说,大百科各卷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有先后的,如何能在一卷之中让人看到各个门类的新进展?于是,大百科全书总、分社的领导,包括刘火子先生,商量决定由分社编纂“百科年鉴”,每年出版一卷。如果说,分科的大百科第一版是“经线”,那么,不分科的“百科年鉴”便是“纬线”。这样,经纬交织,知识的覆盖面广,传播的速度也快。

总社总编辑姜椿芳征得邓小平同意后,于1979年决定编纂一部反映当年中国各方面最新进展的《中国百科年鉴》。这在当时而言,不仅时间紧,而且经验少。在中国,“文革”前只出版过限于国际范围的年鉴,而且早已夭折。此外,还有一套类似年鉴的手册,可是,手册毕竟不是年鉴。年鉴工作启动时,各方面都鲜有借鉴。作为年鉴主编的刘火子带领编辑部全体同仁,反复讨论框架。框架定下来以后,他又亲自带领大家向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组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各省市办公厅组稿。稿子来了以后,他又与大家一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编辑加工稿件。需要载入史册的人和事很多,可书只能是一卷,因此篇幅不能膨胀。刘老要求编辑们“削甘蔗,挤水分”。最终,仅半年的工夫,一部高密度、大容量的《中国百科年鉴》,便于1980年春夏之交与读者见面了。它的问世顿时引起海内外注目。很多专家学者称赞这部年鉴是“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是“昨天的记录,今天的镜子”。中央领导还把这本年鉴作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外国友人。

盛世修史,许多部门、许多地区都有编年鉴的愿望,可是他们也同样缺乏经验,纷纷来《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讨教,包括解放军也来咨询。为了满足各方的愿望,《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主办了一次年鉴研讨会,与会的有六七十人。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到会讲话。分社总编陈虞孙和副总编刘火子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这样,作为年鉴先行者的《中国百科年鉴》,很自然地成为了中国年鉴事业的中心。后来在合肥又举办了第二次年鉴研讨会。国家新闻出版署还批准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年鉴研究中心”。从1980到1987年,刘火子一连主编了八部《中国百科年鉴》,直到他病倒入院。

诗人刘火子成了新中国年鉴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年鉴事业的奠基人原来是在香港早期文坛上有名的大诗人!

邓伟志

上海《文汇报》,201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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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 一 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 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  「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  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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