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火子文存

劉火子在1981年底，寫信給香港一位研究香港早期新文學的學者說：「1936-1941這個時期，香港文壇的確經歷著它從來沒有過的最輝煌的年代。可惜長時期以來卻很少有人提起過它，這是不公平的。當今既然有人對地區性文藝，例如對被稱為文化城的桂林，對被稱為孤島的上海都進行研究，那麼對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文藝的研究就不應有所例外。」劉火子親歷了這輝煌年代。 我是劉火子長女，幾年前整理父母遺物時，發現父親一些零散的舊作品，結合香港學者前輩們已經收集整理的資料，我從香港、廣州、北京、上海多家圖書館搜尋三四十年代劉火子發表的原作及覆實出處，父親在香港新文學運動中的文學創作，文藝團體組織，文藝活動發起等方面的資料逐漸完整和清晰。 劉火子，1911年8月出生於香港，1990年11月卒於上海。原名劉培燊，根據他本人的履歷表所寫，除劉火子外，另有筆名劉寧、劉朗、劉良月等。（目前的資料中，未發現使用後兩個筆名的任何作品，有待日後努力） 劉火子最為人熟悉的是詩歌創作。朋友們也愛稱他「詩人火子」。現存最早的詩歌是的1934年9月發表在香港詩刊《今日詩歌》上的《最後列車》（香港大學圖書館存），到1984年8月創作，次年發表在香港《文匯報》上的最後一首長詩《誰笑到最後最好》為止，新詩創作整整五十年。除了詩歌外，劉火子在記敘散文、詩論、通訊、小說等多種文學形式方面都有涉足，當然寫得最多和最好的還是新詩。 走上文學創作的初期，劉火子就遵奉「藝術是屬於民眾的」的教誨，他在1934年寫道：「中國從事詩的創作的人，至少都要能夠把握著客觀的現實的動的所在……，運用細致的感覺，火熱的情感……盡情地暴露。」（香港詩刊《今日詩歌》〈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詩人〉）從他的詩作來看，他也為此堅持不懈了五十年。 為了方便分析，劉火子文學創作歷程按他生活的地方，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從開始文學創作的1933年到因香港淪陷被迫離開的1941年。這八年時間是劉火子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詩作散文評論譯文，形式多樣，數量豐富。 這個八年又可按劉火子投身報界，任戰地記者的1938年為分界線，細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段從1933年香港《天南日報》起到1938年任香港《珠江日報》戰地記者前。文學創作有小說、詩論、特寫和詩歌。詩歌的主要內容是抨擊城市貧富懸殊的兩極生活。陳智德先生在三、四十年代香港新詩選里，...

《寸磔紙老虎》封面 和聶紺弩兄在報館同事，到這本書出版的時候，算來大約有八九個月的光景。每天晚上，我們面對面的坐在一張桌子的兩旁，我處理著各種各樣的新聞，他從各種這個那個的新聞中捕捉著寫作的題材。他現在算是一個十足的新聞記者了。用破爛的毛筆蘸著紅墨水在本來用作編稿標題的白報紙上，有時也用剪刀漿糊，把一些要引用的新聞素材剪貼在他的稿子上，為了節省一點抄寫的時間。稿子當然都是在很匆促的時間寫下來的，字寫得十分十分潦草，東塗西改，上下搬動，這都沒有關係，排字房的工作同志，校對課的同志，編輯室的同志都是看熟了的，都可以依照原稿無訛地排印出來。 我說他是一個十足的新聞記者，意思是他已熟習了在這樣緊張忙迫的時間裏寫出文章。其實他在新聞界的歷史很長，二三十年來就斷斷續續的參加過好幾家報館的工作。但他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去參加的，而所搞的多是副刊。像這樣地每晚接觸到這麼多而又這麼複雜的新聞，處理它，判斷它，分析它，批評它，哪怕距離截稿的時間已經非常短促，也得要趕著寫出來。這在紺弩兄恐怕還是第一次。但他是對付得了的，開始也許寫得慢一點，漸漸的便習慣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整個世界的形勢基本地變了。擁有五萬萬人口的國家以堂堂陣容參加到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的陣營去，大大地增強了世界和平民主運動，沉重地打擊了以美帝為首的侵略集團。這是兩個陣營短兵相接的年代：一方面使用了無比堅強勇敢的力量去撲滅侵略集團的企圖挑起三次世界大戰的火焰，而另一方面也使用了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去進行它的陰謀；特別在一九五零年下半年開始，美李匪幫點起侵朝的戰火，朝鮮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表現空前的英勇，粉碎了美帝及其僕從國與傀儡李承晚的侵略進軍；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行動更給予帝國主義集團一個致命打擊；此外在印度支那，民族革命戰爭獲得了決定的勝利；在全世界各地和平民主的呼聲已空前的高漲。帝國主義集團已陷於進退維谷分崩離析的局面了。 儘管華爾街及其豢養的戰爭販子們是不甘於失敗，還冒死的到處放火，還無恥的口出惡言，還卑怯的裝腔作勢，但也無法挽其「狂瀾」於「既倒」了！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他的脈搏是和這偉大的時代脈搏相一致的。一幅由這許多新聞構成的波瀾壯闊的畫圖呈現在他的面前，他的感情融匯在它裏面，他為它的光明面面而喜悅，而興奮，而鼓舞！同時也在它的黑暗角落裏看到小鬼們作最後掙扎的凶蠻，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