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劉麗北:編者的話

讀者看到這些文字時,盤踞在我心頭數年的責任重負終可以放下了。這重負不僅是對父親劉火子深切的懷念,也是將這些對香港早期文學研究十分有用的珍貴資料整理重新公布於眾,讓有心人可以使用。

一九九零年春節,我離開生活多年的上海到香港定居。臨行前,父親囑托我,到香港後,一定要設法找一位筆名叫小思的盧瑋鑾女士。大約是一九八八年,盧瑋鑾女士曾經到上海托人找過父親,想瞭解三十年代香港文壇的舊事,可惜當時父親腦硬膜出血,正在醫院搶救,錯失了見面的機會。父親事後得知此事,深感遺憾,可是因健康日差,一直未能聯絡盧女士。

我在香港小思老師家里見到她搜集整理的幾百位香港作家的資料,其中關於劉火子的資料也有一疊卡片,有些內容竟然是我從未聽聞的。這時我才知道,儘管父親自一九五一年離開香港後再也沒能重返這塊生他育他的土地,可如今在香港還有人留意著他,還有人在搜集他三十年代在香港文學活動中的有關資料。

父親在上海《文匯報》當了二十年夜班總編輯,也許,新聞工作本身已是一種節奏非常緊張的工作,更何況是連續幾千個以夜當日耗盡心血的日子;之後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父親被「反動文人」的帽子壓得抬不起頭,因此自我們懂事以來,雖然聽說父親有「詩人劉火子」的雅稱,卻幾乎沒見父親寫過詩。改革開放後,父親見到中國重現生機,沉寂了多年的詩興又重回,寫了一些謳歌建設的詩,亦有意將自己三、四十年代的舊作整理出來,可是時間已經不允許他完成這份心願了。

一九九七年,母親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七年也辭世了,在整理父母的遺物時,我和弟妹們發現父親留下的字跡凌亂的詩稿。妹妹麗星將部分詩稿謄抄出來,有些看不清的地方畫上了問號。最初我只是打算為父親出版一本詩集,也算了卻子女紀念父親的一樁心事。這時恰巧見到劉以鬯主編,香港市政局出版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里面收集了父親劉火子的條目。一方面,條目認可了父親是香港文壇的一員,另一方面,條目的資料又簡單到令我深感不足。我瞭解到香港藝術發展局將保存和研究香港文學資料作為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促使我想將父親三、四十年代寫的詩歌、文章儘可能地整理出來,我認為這與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宗旨是相符的,也是一件有裨益的事。

由於戰亂的原因,父親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離香港時,將香港寫的全部作品丟失了;第二次從桂林撤退逃難,又丟光了在桂林寫的作品;之後多次被迫匆匆離開一個城市,什麼都沒能留下。面對著父親最後那些日子在病塌上整理的潦草又凌亂的詩稿,一時間,我真不知從何著手。所有的資料必須有時間,有出處,而當時父親留下的三十年代的詩作,均靠那本一九四一年香港微光出版社出版的《不死的榮譽》里收錄的二十二首詩,(這還是黃谷柳在抗戰勝利後回贈給父親的)而這些詩原本發表在什麼地方卻無任何說明。

世上的事偏偏會這麼巧,或許這就是俗話說的,機會永遠給等待它的人。一九九九年春天,父親在上海《文匯報》的同事唐振常先生到香港短住,告訴我說,星島日報的「星座回望」刊登了父親一九三九年發表的一篇散文《馬票》。這消息令我茅塞頓開。於是,我開始泡圖書館,在三十年代的舊報紙里翻尋。作為女兒,比外人優越的條件就是擁有父親的簡歷,至少我知道父親當年生活在香港的時間,可以集中翻查那段時間的報紙雜誌。

還記得在市政局大會堂圖書館翻查到父親一九三八年發表的十幾篇詩歌、譯詩和散文時那種興奮的心情,真像從大海里撈到針一樣。根據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的提示,我又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里找到發表在一九三四年《南華日報》上的七首詩歌和分七期連載的詩評《論現代詩》。父親初當記者時發表在《大眾日報》上的幾篇通訊。多少個休假日一頁一頁細看微縮膠卷的辛苦一掃而空。

香港大學的圖書館真是個寶藏,在那里竟然找到父親一九三四年主編的詩刊《今日詩歌》,據說是從一位《華僑日報》老人的後人手里收集回來的。我一字一句將詩歌《最後列車》和詩論《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抄錄下來,這是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父親最早的一首詩和詩論。當時還抄錄了詩刊里李育中伯伯的一篇文章,當我交到他手里時,他的高興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在那里還找到茅盾主編的一九三八年第十四期《烽火旬刊》,開首第一篇就是父親的《熱情祖國》。這首詩又收集在父親生平唯一一本詩集《不死的榮譽》的第一篇,以此推想,也許父親自己滿意的詩就從這首開始。

一九八四年,葉錦田先生知道廣東省党委党史研究委員會在搜集三十年代香港文壇的資料,於是將楊起君、譚秀珍兩位介紹到上海訪問父親。父親談了一些往事,被記錄下來打印成油印的文稿。雖然僅僅三、四千字而已,但已是父親生前唯一有文字可循的早期香港文學活動的資料,對我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線索。文中提到當年父親那群文學青年最早寫作的報紙是《天南日報》,半個世紀了,還有可能找到它嗎?

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竟然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了《天南日報》!那天,已經接近圖書館關門的時候了,我驀然發現館藏的資料里有一九三二年的《天南日報》。天下還有這麼好的圖書管理員,他們聽說我從香港特意趕來北京查資料,竟然讓我單獨留下,我捧著又黃又脆的《天南日報》,小心翼翼地翻閱,很快就找到了署名火子寫的連載小說《絕望》,又看到報社召集文藝青年聯歡的啟事。當我心滿意足地步出北京圖書館的時候,諾大的圖書館大樓靜悄悄,只有樓下遠遠的大門口亮著燈,門衛正在等著我離開。在北京圖書館,還存著一九三九年香港出版的《珠江日報》,當時父親以戰地記者身份在戰區輾轉一年半,並以劉寧的筆名寫了許多前線通訊。能在北京找到這麼久遠年代的香港報紙,又能在上面重見父親在戰火紛飛的時期,直接從戰地發回到香港的文章,令我感慨不已。

在父親留下的遺稿中,有一篇長達兩萬多字分十七期刊登的《紅香爐的百年祭》。這是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的父親對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的痛心陳述,字里行間流露出對香港刻骨銘心的情感,極為生動。曾聽父親說過,當年頗得好評。可惜父親將文章剪成一塊塊,貼在紙上。如何去確定發表的時間和地點?依照父親的簡歷分析,估計是發表在韶關的《建國日報》上。我去了廣州,在幾家圖書館里尋找,終於得知中山圖書館存有《建國日報》的微縮膠卷。當天管理微縮膠卷的人正好休假,圖書館其他管理員竟將已經封存的原件找出來讓我查找。一見到一九四二年的《建國日報》,我的心興奮地跳動起來:那鉛字,那紙質與家中的方塊塊多麼相似。果然,才揭幾頁就看見了《紅香爐的百年祭》。

在整理父親的文稿過程時,發現父親三十年代在文藝活動中亦非常活躍,參與了不少組織和座談活動,因此先將收集到的資料編寫了《劉火子生平簡歷》。得到《香港文學》劉以鬯先生的肯定,發表在一七四期刊物上。

研究香港早期文學的著作中時有提及劉火子。其中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黃康顯先生的一段文章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一九四一年端木蕻良在香港創辦《時代文學》,在創刊辭里列出六十七位著名作家為撰稿人。劉火子是其中唯一的香港本土作家,黃先生由此推論,當時劉火子已經融入了北下文人的活動圈子。這個推論使我十分欽佩。記得一九七三年,「文革」的蕭索寒冬略有緩和,父親領回了扣壓五年的工資,帶領全家赴北京探望老友。端木蕻良非常熱情,他寫了一首辭來紀念與父親的重逢,並用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在一方白色的綢緞上,特意送到住處給我,說要將這份友情延續到下一代。一九九零年十一月,父親去世不到兩周,端木蕻良先生即發表了一首《望雲涯引》的辭,提到了這次相聚:

黃浦江上,秋颸起,曉霧白。霜侵蒹葭,人間頓披寒色,蒼苔凝碧,蘆花飛如絮。望南海,幾許波濤,是君來去處。 鳳台人憶。玉蕭譜,喜相逢,閤家共語。火子星隕何遽?淚灑西風下。聽斷箏,益增悲懷,只覺詩壇空如。

我聯絡到黃康顯先生,並將父親的遺稿交給他。研究香港文學歷史,需要在更廣泛的資料中比較和思考,相信別人會做得更好。黃康顯先生到過廣州訪問李育中先生,到過上海,訪問過唐振常先生等人,耗時兩年,完成了四萬餘字的《香港情懷與文學情意結——記詩人劉火子》。這是第一篇專門研究劉火子的文章,是我所希望的好開端。

從一九九八年初開始整理父親的資料,轉眼也有五年了。有許多人和許多事穿插其中,正如黃康顯先生說,在二零零零年研究劉火子真是太遲了。住在北京的陳原伯伯,他是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語言學家,最早鼓勵我整理父親的詩歌,將父親寄給他的詩影印給我,將三十年代兩人的照片復製了一張給我,還答應幫我寫序。可是正要執筆時,卻突然中風無法繼續了。上海的歷史學家唐振常伯伯也去世了。在父親的遺稿中,有李育中伯伯寫的一篇香港文壇舊事,我向廣州的陳朗伯伯打聽誰是李育中,原來他倆是好友,於是我又從李育中伯伯處聽到許多父親當年的舊聞趣事,如今陳朗伯伯也已過身了。時光不能倒流,唯希望這本書可以盡早與讀者見面,為研究香港文學作丁點貢獻。

又記:

雖然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的圖書館都查過不少資料,可仍然遺漏很多,至少,至今都沒找到父親另外一些筆名,如名劉朗、劉良月的文章。只能留在日後再查了。

父親非常喜歡郭沫若描寫夏夜的流星:「像那提著燈籠的夜行人」。「那才是詩。」當我年幼啟蒙學寫作文時,他對我說。父親認為,意境才是詩的靈魂。

三十年代,艾青經常和父親坐在同一張木板床上,一人佔據一頭,伏在膝蓋上寫詩。一九三九年,父親的《海—贈艾青兄》,也許就是在這情況下寫成的吧?

父親說,我們有時故意將詩句改成不押韻的形式。一九七八年,艾青沉寂多年後寫的第一首詩《魚化石》,是父親約的稿,並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

七十年代末「蒙矓詩」興起,父親說,「詩言志」,單純玩弄技巧不可取。

父親在六十年代初就想寫一首關於中國百年歷史的長詩,歷經了許多天災人禍,終於在二十年後的一九八四年寫成了《奮起者之歌》。這就是黃康顯先生講的:在心中醞釀經年,最後一觸即發。

最後,提下我的兒子李炘。這五年來,他陪我去圖書館查資料,幫我用電腦處理收集到的文件。父親去世時,他還是個不滿十歲的孩子。支持我們的不僅因為劉火子是我們的至親,更因為他對香港早期新文學的發展,是頗有建樹的。

劉火子長女
劉麗北

2002年12月25日

此文收入《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編後記,2010年12月由天地圖書出版,網站發表為未修改的全文版。

留言

  1. 想知道這文章中所謂的北京圖書館是哪一間?
    我想要找已故香港作家李育中於1933年在《天南日報》上面連載的海明威小說A Farewell to Arms(他譯為訣別武器)譯文。非常感謝。

    回覆刪除

張貼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訪問香公(香翰屏將軍)

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 一 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 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  「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  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得豬雞會因此貴起來

都市的午景

長短鐘針交指著正午的太陽, 說這是最平等的一瞬吧; 而地獄與天堂間的距離呢,遠著呵! 金屬的鐘音迴蕩於都市之空間, 一下,一下,緊敲著人們之顆心。 於是標金局裡的人散了, 堂皇的寫字間也空著肚子 看那意大利批檔的門階, 流注著白色的人流, 而雪鐵龍車子又把這人流帶走, 一隊,一隊,水中的游魚哪! 白色的人流把Cafe的肚子充實了, 豐滿的Tiffin,奇味的飲品, 雷電x播散著爵士歌音, 一口茶,一口煙, 笑語消磨這短促的一瞬。 金屬的鐘音迴蕩於都市之空間, 一下,一下,緊敲著人們之顆心。 於是煩雜的機聲戛然停止了, 黑洞洞的機房放走了人, 揩著汗珠,喘息! 低矮的門階, 流注著黑色的人流, 涼風拂去心之鬱抑, 才知道陽光那麼令人可愛! 肚子空了,走吧, 行人道上游著疲憊的人魚, 街頭,渠邊,蹲滿了人, 兩碗茶,一件腐餅, 耳間還存著權威者吆喝的厲聲, 一陣愁,一陣怨, 悲憤消磨這短促的一瞬。 長短鐘針交指著正午的太陽, 說這是最平等的一瞬吧; 而地獄與天堂間的距離呢,遠著呵! 劉火子 寫於:1934年8月 刊於:1934年11月23日,《南華日報》勁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