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英雄」的墓誌銘

這裏長眠著一個人，
是他苦難的母親頭一個兒子。
他的二弟犧牲於內戰，
三弟死於民族工業的倒閉，
還有幼齡的四妹，
死在荒蕪的村庄，
肚裏塞滿了觀音土與樹皮。

他死得並不很遲，
和他的弟妹們只相隔一段短短的時期，
但他死得很安祥詳，
沒有絲毫痛苦的痕跡。
他深信死能贏得盟邦的悲哀，
白宮會為他下半旗，
國務院會為他成立治喪處，
總統和五星上將會為他嘆息。

他生前活得那麼講究，
美國是他最好的知已，
吃得全是軍餉，
「可口可樂」煮麥皮，
睡的是玻璃床，
穿的是玻璃的褲子，
周圍全是U.S.A.
牙刷、奶粉、香煙、大便紙，
打人用Tommy Gun，
運輸用飛機，
國父遺像改穿了G.I.的衣裳，
遺囑改唸ABC。

有一天，
不幸他吃錯了DDT
一個「英雄」的生命從此就落下陰司，
但他彌留的時候，
還深信配尼西林一定會把他醫治，
假如藥石無靈，
就必有一副玻璃的棺材，
收斂著他高貴的遺體。
美國議會將要發表白皮書，
全體教士會為他唱安魂曲，
議員們前來送殯，
華盛頓會為他建造一間偉大的忠烈祠。

但是他卻孤獨地死，
他不知道
他的死盟邦全不注意，
送他上山的
沒有一個尖鼻子，
高貴的遺體也沒有美國的配備，
他被包裏在一張破席裏，
葬落在中國的土地。

劉火子
寫於：1946年8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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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香公（香翰屏將軍）

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一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得豬雞會因此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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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北：編者的話

讀者看到這些文字時，盤踞在我心頭數年的責任重負終可以放下了。這重負不僅是對父親劉火子深切的懷念，也是將這些對香港早期文學研究十分有用的珍貴資料整理重新公布於眾，讓有心人可以使用。一九九零年春節，我離開生活多年的上海到香港定居。臨行前，父親囑托我，到香港後，一定要設法找一位筆名叫小思的盧瑋鑾女士。大約是一九八八年，盧瑋鑾女士曾經到上海托人找過父親，想瞭解三十年代香港文壇的舊事，可惜當時父親腦硬膜出血，正在醫院搶救，錯失了見面的機會。父親事後得知此事，深感遺憾，可是因健康日差，一直未能聯絡盧女士。我在香港小思老師家里見到她搜集整理的幾百位香港作家的資料，其中關於劉火子的資料也有一疊卡片，有些內容竟然是我從未聽聞的。這時我才知道，儘管父親自一九五一年離開香港後再也沒能重返這塊生他育他的土地，可如今在香港還有人留意著他，還有人在搜集他三十年代在香港文學活動中的有關資料。父親在上海《文匯報》當了二十年夜班總編輯，也許，新聞工作本身已是一種節奏非常緊張的工作，更何況是連續幾千個以夜當日耗盡心血的日子；之後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父親被「反動文人」的帽子壓得抬不起頭，因此自我們懂事以來，雖然聽說父親有「詩人劉火子」的雅稱，卻幾乎沒見父親寫過詩。改革開放後，父親見到中國重現生機，沉寂了多年的詩興又重回，寫了一些謳歌建設的詩，亦有意將自己三、四十年代的舊作整理出來，可是時間已經不允許他完成這份心願了。一九九七年，母親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七年也辭世了，在整理父母的遺物時，我和弟妹們發現父親留下的字跡凌亂的詩稿。妹妹麗星將部分詩稿謄抄出來，有些看不清的地方畫上了問號。最初我只是打算為父親出版一本詩集，也算了卻子女紀念父親的一樁心事。這時恰巧見到劉以鬯主編，香港市政局出版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里面收集了父親劉火子的條目。一方面，條目認可了父親是香港文壇的一員，另一方面，條目的資料又簡單到令我深感不足。我瞭解到香港藝術發展局將保存和研究香港文學資料作為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促使我想將父親三、四十年代寫的詩歌、文章儘可能地整理出來，我認為這與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宗旨是相符的，也是一件有裨益的事。由於戰亂的原因，父親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離香港時，將香港寫的全部作品丟失了；第二次從桂林撤退逃難，又丟光了在桂林寫的作品；之後多次被迫匆匆離開一個城市，什麼都沒能留下。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