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車子到達都勻的時候，都勻已成死市了。街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軍隊。我們在那里恐怖地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四點鐘，飄著雪，司機和助手等便冒著寒冷起來，燒起炭爐準備開走了。我們的車子一共載著二十八個人。其中一半是車主和司機的朋友，一半是朋友帶來的朋友。車主和司機都是廣西的農民，具有一副善心腸。由於在獨山非常吃緊的時候開出來，為了行駛的方便，本應是空著車子走的，但是車主卻始終不忍心把這批直接或間接的朋友丟下來。
當我們快要把發動機弄響了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地痞跑來問我們車主願不願做一宗好生意，他說有一個銀行的經理願出八十萬元高價包一部車子去貴陽。行李是很少的，人數也不過十四個人。那地痞還說，經理為人慷慨得很，假如交易成功的話，他會領到十萬塊錢賞金。
這的確是一宗好生意。但是我們已經有二十八個「乘客」了，雖然都是不付錢的，車主說，在這時期錢又算得什麼呢！於是他決定推掉這宗好生意。
地痞走了不久又回來，而且帶著一個露著驚慌神色的老年人，據他自我介紹，他就是什麼銀行都勻分行的經理李先生。
車主便對他說：我們已經有二十八個人了，而且都是自己人，局勢那麼緊張，中途叫他們任何一人下車都是不好的。
李先生仁慈得可以，他說這沒有多大關係，大家擠擠好了。逃難時還說什麼舒服呢？何況他們大小算來才十四個人，行李也只有幾個皮箱罷了。
「但是恐怕汽油不夠用，開到半途拋錨，怎對得起李先生呢？」車主說。這倒也是實情，我們從獨山開出來，機器幾天不曾休息過，汽油差不多都用光了。
「汽油麼！」銀行家不僅仁慈而且是慷慨，他說，「我們多得很！送你四十加侖夠用嗎？」
車主一時找不出第三個推卸的理由，就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想，這既然是一宗好生意，做做也是好的。我們實在也替車主的損失惋惜，他本來是有兩部車子的，一向在廣西內地做運鹽的生意，生活安靜異常。這一次戰爭把他們趕出來了，獨山最緊張的時候，卻有一部車子拋錨在路邊，來不及修好，眼巴巴犧牲掉了。這部車子呢，沿途花的錢也委實不少，汽油用去了七十多個加侖，而且車主不只載我們走，還得沿途供給我們伙食。在將來到貴陽去的這一段長途上估計花的錢顯然更龐大。因此，為了補償這次所受的損失，我們主張把生意接過來，但是有一個條件，我們必須一起走。好生意就這樣確定了。銀行家立刻交下十萬塊錢定金，就坐在司機旁邊催促著開車。他連聲說：局勢太緊了，太緊了，敵人說不定今天下午就可以衝到這里哩。
車子駛到某某銀行門前。銀行家的太太，銀行家的舅舅，銀行家的子女、媳婦、侄兒、外甥等一起十四個人用喜悅的眼色迎著車子來臨。行李的確不多，連那兩大木箱鈔票算來也不到十件。
但是，駱駝怎能穿過針眼呢？銀行家的本質漸漸地表露出來了。現在車子已到了銀行家門前了。那里有著四名荷著毛瑟的憲兵。有錢人一有了武裝勢炎就不再是那麼尋常，他開始命令我們把車里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即使是必須準備的輪胎汽油罐等也不准放在車廂里面。我們跟他說，車廂里的東西多點好，因為行車的時候，重點在下面比較安全。但是他卻說，下面是屬於他的，到貴陽的路途並不短，他們睡覺怎麼辦呢？他一直堅持著他的權利，並且叫憲兵「幫忙」我們搬東西。我們想，行李搬出來放到什麼地方呢，丟掉麼，那損失就太大了。我們便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棉被之類的東西仍然放在車廂里，因為棉被是輕而軟的東西，可以臨時權充沙發，讓他們尊貴的屁股坐在上面。但是這要求也得不到他的答應，連一個十一寸長的小皮箱都不許放在里面。
那麼人又如何呢？跟行李一樣的遭遇，一個也不許坐到車廂里去。我們這二十八個人之中有三個女人，兩個老太婆和三個小孩子。我為了這八個婦孺向他們一家人請命，請他們允許他們坐到里面。
「他們擠在車尾一個小小角落就夠了，決不會佔去你們好多地方的，」我說，「我們年富力強的男人攀在車頂是沒關係的，她們婦孺就太危險了。」
「我們人數也不少了呀！」
「那麼三個小孩子和兩個老太婆坐進去行不行呢？」我把最初的要求打了一個折扣。
「不行的！不行的！」他搖搖手，「不要嘮囌了。」
我於是警告他：這一輛車子從獨山出來的時候，曾給巨人似的拽炮車踫過三次，創痕是隨處都可以指得出來的。支持著整個車廂的幾根柱子已經斷了，車子開得快一點或者拐彎的時候就可以聽見木頭撕裂的聲音。為了以後的安全，車廂里多載幾個人是必要的。而且我再三的向他聲明，我們二十多個人都是車主的朋友，沒有半個是「黃魚」。
無奈這一番說話都等於零。我想不出他何以這樣頑固的理由，是不是因為嫌我們髒，還是懷疑我們偷東西呢？
我們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我們聳恿車主把這宗「好生意」拉倒。
但是車主鼓不起這種勇氣，只是嘴里嘟噥著「真受氣」這句話就算了。
結果我們自然屈服了。除了車主忍痛丟掉三個輪胎（每個價值十幾萬元）和我們老太婆等含淚丟掉了十幾件行李以外，就通通都搬到車頂去。行李平放在車頂上大概有兩尺厚度。然後，二十幾個人，不論老少男女都坐在行李上面。我們的頭頂高過一切的屋頂。而車廂里面呢？銀行非常講究，他把行李適當地陳設起來，有點像一個會客廳，十四個人疏疏落落地坐在當中閑談，銀行家太太閑情逸致地斜靠著身子抽著水煙袋。
在車頂就呈現著一幅絕對不同的景象。車子在不平坦的內街上駛向城外的時候，我們遭遇著不少驚險的場面。車子在內街每一次轉彎，車頂常常和屋檐相碰，因此有幾個人被瓦片撕破棉大衣，我的妹妹弄傷了肋骨，而且內街到處都是栽著樹木和橫掛著電線的，我的一個小外甥因為要躲避樹枝的打擊幾乎跌到車下，我的一個朋友因為看護小孩被弄破了眼鏡，另外一個人被電線劃破了額頭……特別是車子從橫跨馬路中央的牌樓底下駛過或者上坡下坡的時候，大家尤其膽戰心驚！
由於情勢的緊急，銀行家幾乎每一分鐘都催促司機把車子盡量開快。我們二十八個人每個人的眼睛不能有一秒鐘疏忽：無時無刻不在注意著公路上綿密的電話線和樹枝。車子是處於上重下輕的絕對危險狀里，已經支離破碎的車廂在左右搖擺著，不時發出木柱和鐵釘分離的尖銳的聲音，我們二十幾個人彼此用繩子縛著身體，用手緊扣著旁人的肩膊。我們每一個人都預感著下一分鐘死亡。在途中，我跟我的朋友說：「我們在表演著一幕不熟練的馬戲……我現在更加明白了，一種憎恨的感情所以發生的理由！」
我的內心在燃燒著憤怒之火。
一個飄雪的晚上，車子在山地上行駛著，因為路面鋪著雪，迫不得已在一個渺無人煙的山腰過夜。銀行家自然又是一陣咆哮。司機一向是不理會他的，這一次也幾乎跟他打起架來了。
我們整天不曾吃過一點東西，便馬上生起火堆燒飯吃了。車主是帶有大量的米和少許豬肉的。我也帶有七八尾小咸魚。善良的車主打發伙計燒了五次稀飯給同車的人分批進餐。那少許的豬肉自然是給司機們吃的，他們太勞苦了，是應該分得這享受。我被安排到最後一批，不幸跟那銀行家一起。我把那咸魚投在火堆里烤，有點像蘇聯那本小說《第四十一》里面描寫的情形差不多，只是我的咸魚卻瘦得可憐，連一點脂肪都沒有，發不出「吱吱」的聲音。而且當我防到嘴里的時候，我發覺那咸魚不知在什麼時候浸漬了汽油，一股非常怪異的氣味，刺激得鼻子喉頭十分難過。我和朋友們勉強吃了三四尾，其餘就剩下了。
那個銀行家和他的家人們也下來吃稀飯了。我是痛恨他的，不過說也奇怪，我愈是痛恨他，我就愈喜歡看到他。每一次他的影子閃過我的眼前，我都仔細地端詳他一下，我要從他的一舉一動中證實我們所以痛恨他的理由。你不要以為一個闊人的個性是永遠頑強的，到了必要時就會比什麼人更其卑屈。這就是當他有所求於他人的時候。銀行家一口氣吃了大半碗稀飯之後，他就發現我們鍋上的幾尾小咸魚了，他們家庭之間馬上就用江南鄉音談起這些咸魚來。我不完全聽得懂他們談的是什麼，但一定是談論我的咸魚的種類、價格和名字。三分鐘以後，那老家伙終於問起我了：
「劉先生，這是誰的咸魚呢？」他態度的謙卑使我感到驚訝。
「是我的！」我冷漠地答他。
「我們可以吃嗎？在內地吃咸魚真不容易啊，咸魚也是貴重的東西哩！」他笑著說，態度不很自然。
我凝視他好一會。我心里彷徨於兩個不同的答語之間。結果：
「你們吃吧！」我的仁慈戰勝了我的憎恨，我允許了他。不過我心里同時又涌現了另一個感覺：咸魚是有汽油味的，他們闊人怎能吃得下呢？但是我的想法錯了。他們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他說：「劉先生烤的咸魚我從來沒有吃過，味道很不錯呢！味道很不錯呢！」他居然說好，我好像很滿足了。
第二天，我們到了馬場坪。但是車子壞了。毛病在於馬達失去了效能。司機們修了一個晚上還是修不好。銀行家又咆哮怒吼起來了。而且當地有他所認識的軍隊和憲兵，他的氣概更是非凡。他大罵車主沒有信用，限期他即日中午修好。車主就說，一切都只有盡人事而已，此時此地有什麼辦法呢？銀行家便說：「車子既然有毛病，為什麼在都勻又答應把我們帶到貴陽呢？總之，限期今天中午修好，不然我就叫憲兵把你們押起來，把你們車子封掉，交給軍用。」
中午的時候，車子還未修好。但是他卻沒有封，也沒有押人。他只是說不再坐我們的車子了。從他嘴巴漏出來的消息，又是「緊得很」，敵人已到達麻江，距離不過二十五公里了。他托憲兵隊的朋友找到了另外一部車子，中午就馬上開走。我們聽到了這消息非常高興，好像放下了一個重擔子。從都勻到貴陽，馬場坪恰巧是全程的一半。既然生意拉倒了，照理銀行家家是應該繳交全部車費半數的，但是他卻左克右扣，只肯給予全部費用的五分之一。他說，在都勻的時候曾送給我們四十加侖汽油，該抵若干萬元了。
我們的車子終於修好了。我們正在得意地準備把車頂的東西全部搬回車廂里，卻不料當地的憲兵隊派了三十多名兄弟和家眷來，硬要坐我們的車子到貴陽。
我們無法拒絕，便只好一起擠在車廂里，簡直無法透得過氣。車子在山嶺顛顛簸簸地前進，從憲兵隊長口中我知道了這又是銀行家玩弄的詭計。那憲兵隊長說：「我們的上峰得到李先生的通告，他有一部開往貴陽的車子，沒有帶什麼東西。如果憲兵隊需要的話，可以附搭一部分弟兄到貴陽……」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我們聽了這一番話，大家都發出一陣冷笑。而我記起那天晚上給他吃咸魚的情景，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錯了呢？
是的，我是不是做錯了呢？
劉火子
刊於：1945年春，重慶《真報》
當我們快要把發動機弄響了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地痞跑來問我們車主願不願做一宗好生意，他說有一個銀行的經理願出八十萬元高價包一部車子去貴陽。行李是很少的，人數也不過十四個人。那地痞還說，經理為人慷慨得很，假如交易成功的話，他會領到十萬塊錢賞金。
這的確是一宗好生意。但是我們已經有二十八個「乘客」了，雖然都是不付錢的，車主說，在這時期錢又算得什麼呢！於是他決定推掉這宗好生意。
地痞走了不久又回來，而且帶著一個露著驚慌神色的老年人，據他自我介紹，他就是什麼銀行都勻分行的經理李先生。
車主便對他說：我們已經有二十八個人了，而且都是自己人，局勢那麼緊張，中途叫他們任何一人下車都是不好的。
李先生仁慈得可以，他說這沒有多大關係，大家擠擠好了。逃難時還說什麼舒服呢？何況他們大小算來才十四個人，行李也只有幾個皮箱罷了。
「但是恐怕汽油不夠用，開到半途拋錨，怎對得起李先生呢？」車主說。這倒也是實情，我們從獨山開出來，機器幾天不曾休息過，汽油差不多都用光了。
「汽油麼！」銀行家不僅仁慈而且是慷慨，他說，「我們多得很！送你四十加侖夠用嗎？」
車主一時找不出第三個推卸的理由，就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想，這既然是一宗好生意，做做也是好的。我們實在也替車主的損失惋惜，他本來是有兩部車子的，一向在廣西內地做運鹽的生意，生活安靜異常。這一次戰爭把他們趕出來了，獨山最緊張的時候，卻有一部車子拋錨在路邊，來不及修好，眼巴巴犧牲掉了。這部車子呢，沿途花的錢也委實不少，汽油用去了七十多個加侖，而且車主不只載我們走，還得沿途供給我們伙食。在將來到貴陽去的這一段長途上估計花的錢顯然更龐大。因此，為了補償這次所受的損失，我們主張把生意接過來，但是有一個條件，我們必須一起走。好生意就這樣確定了。銀行家立刻交下十萬塊錢定金，就坐在司機旁邊催促著開車。他連聲說：局勢太緊了，太緊了，敵人說不定今天下午就可以衝到這里哩。
車子駛到某某銀行門前。銀行家的太太，銀行家的舅舅，銀行家的子女、媳婦、侄兒、外甥等一起十四個人用喜悅的眼色迎著車子來臨。行李的確不多，連那兩大木箱鈔票算來也不到十件。
但是，駱駝怎能穿過針眼呢？銀行家的本質漸漸地表露出來了。現在車子已到了銀行家門前了。那里有著四名荷著毛瑟的憲兵。有錢人一有了武裝勢炎就不再是那麼尋常，他開始命令我們把車里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即使是必須準備的輪胎汽油罐等也不准放在車廂里面。我們跟他說，車廂里的東西多點好，因為行車的時候，重點在下面比較安全。但是他卻說，下面是屬於他的，到貴陽的路途並不短，他們睡覺怎麼辦呢？他一直堅持著他的權利，並且叫憲兵「幫忙」我們搬東西。我們想，行李搬出來放到什麼地方呢，丟掉麼，那損失就太大了。我們便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棉被之類的東西仍然放在車廂里，因為棉被是輕而軟的東西，可以臨時權充沙發，讓他們尊貴的屁股坐在上面。但是這要求也得不到他的答應，連一個十一寸長的小皮箱都不許放在里面。
那麼人又如何呢？跟行李一樣的遭遇，一個也不許坐到車廂里去。我們這二十八個人之中有三個女人，兩個老太婆和三個小孩子。我為了這八個婦孺向他們一家人請命，請他們允許他們坐到里面。
「他們擠在車尾一個小小角落就夠了，決不會佔去你們好多地方的，」我說，「我們年富力強的男人攀在車頂是沒關係的，她們婦孺就太危險了。」
「我們人數也不少了呀！」
「那麼三個小孩子和兩個老太婆坐進去行不行呢？」我把最初的要求打了一個折扣。
「不行的！不行的！」他搖搖手，「不要嘮囌了。」
我於是警告他：這一輛車子從獨山出來的時候，曾給巨人似的拽炮車踫過三次，創痕是隨處都可以指得出來的。支持著整個車廂的幾根柱子已經斷了，車子開得快一點或者拐彎的時候就可以聽見木頭撕裂的聲音。為了以後的安全，車廂里多載幾個人是必要的。而且我再三的向他聲明，我們二十多個人都是車主的朋友，沒有半個是「黃魚」。
無奈這一番說話都等於零。我想不出他何以這樣頑固的理由，是不是因為嫌我們髒，還是懷疑我們偷東西呢？
我們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我們聳恿車主把這宗「好生意」拉倒。
但是車主鼓不起這種勇氣，只是嘴里嘟噥著「真受氣」這句話就算了。
結果我們自然屈服了。除了車主忍痛丟掉三個輪胎（每個價值十幾萬元）和我們老太婆等含淚丟掉了十幾件行李以外，就通通都搬到車頂去。行李平放在車頂上大概有兩尺厚度。然後，二十幾個人，不論老少男女都坐在行李上面。我們的頭頂高過一切的屋頂。而車廂里面呢？銀行非常講究，他把行李適當地陳設起來，有點像一個會客廳，十四個人疏疏落落地坐在當中閑談，銀行家太太閑情逸致地斜靠著身子抽著水煙袋。
在車頂就呈現著一幅絕對不同的景象。車子在不平坦的內街上駛向城外的時候，我們遭遇著不少驚險的場面。車子在內街每一次轉彎，車頂常常和屋檐相碰，因此有幾個人被瓦片撕破棉大衣，我的妹妹弄傷了肋骨，而且內街到處都是栽著樹木和橫掛著電線的，我的一個小外甥因為要躲避樹枝的打擊幾乎跌到車下，我的一個朋友因為看護小孩被弄破了眼鏡，另外一個人被電線劃破了額頭……特別是車子從橫跨馬路中央的牌樓底下駛過或者上坡下坡的時候，大家尤其膽戰心驚！
由於情勢的緊急，銀行家幾乎每一分鐘都催促司機把車子盡量開快。我們二十八個人每個人的眼睛不能有一秒鐘疏忽：無時無刻不在注意著公路上綿密的電話線和樹枝。車子是處於上重下輕的絕對危險狀里，已經支離破碎的車廂在左右搖擺著，不時發出木柱和鐵釘分離的尖銳的聲音，我們二十幾個人彼此用繩子縛著身體，用手緊扣著旁人的肩膊。我們每一個人都預感著下一分鐘死亡。在途中，我跟我的朋友說：「我們在表演著一幕不熟練的馬戲……我現在更加明白了，一種憎恨的感情所以發生的理由！」
我的內心在燃燒著憤怒之火。
一個飄雪的晚上，車子在山地上行駛著，因為路面鋪著雪，迫不得已在一個渺無人煙的山腰過夜。銀行家自然又是一陣咆哮。司機一向是不理會他的，這一次也幾乎跟他打起架來了。
我們整天不曾吃過一點東西，便馬上生起火堆燒飯吃了。車主是帶有大量的米和少許豬肉的。我也帶有七八尾小咸魚。善良的車主打發伙計燒了五次稀飯給同車的人分批進餐。那少許的豬肉自然是給司機們吃的，他們太勞苦了，是應該分得這享受。我被安排到最後一批，不幸跟那銀行家一起。我把那咸魚投在火堆里烤，有點像蘇聯那本小說《第四十一》里面描寫的情形差不多，只是我的咸魚卻瘦得可憐，連一點脂肪都沒有，發不出「吱吱」的聲音。而且當我防到嘴里的時候，我發覺那咸魚不知在什麼時候浸漬了汽油，一股非常怪異的氣味，刺激得鼻子喉頭十分難過。我和朋友們勉強吃了三四尾，其餘就剩下了。
那個銀行家和他的家人們也下來吃稀飯了。我是痛恨他的，不過說也奇怪，我愈是痛恨他，我就愈喜歡看到他。每一次他的影子閃過我的眼前，我都仔細地端詳他一下，我要從他的一舉一動中證實我們所以痛恨他的理由。你不要以為一個闊人的個性是永遠頑強的，到了必要時就會比什麼人更其卑屈。這就是當他有所求於他人的時候。銀行家一口氣吃了大半碗稀飯之後，他就發現我們鍋上的幾尾小咸魚了，他們家庭之間馬上就用江南鄉音談起這些咸魚來。我不完全聽得懂他們談的是什麼，但一定是談論我的咸魚的種類、價格和名字。三分鐘以後，那老家伙終於問起我了：
「劉先生，這是誰的咸魚呢？」他態度的謙卑使我感到驚訝。
「是我的！」我冷漠地答他。
「我們可以吃嗎？在內地吃咸魚真不容易啊，咸魚也是貴重的東西哩！」他笑著說，態度不很自然。
我凝視他好一會。我心里彷徨於兩個不同的答語之間。結果：
「你們吃吧！」我的仁慈戰勝了我的憎恨，我允許了他。不過我心里同時又涌現了另一個感覺：咸魚是有汽油味的，他們闊人怎能吃得下呢？但是我的想法錯了。他們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他說：「劉先生烤的咸魚我從來沒有吃過，味道很不錯呢！味道很不錯呢！」他居然說好，我好像很滿足了。
第二天，我們到了馬場坪。但是車子壞了。毛病在於馬達失去了效能。司機們修了一個晚上還是修不好。銀行家又咆哮怒吼起來了。而且當地有他所認識的軍隊和憲兵，他的氣概更是非凡。他大罵車主沒有信用，限期他即日中午修好。車主就說，一切都只有盡人事而已，此時此地有什麼辦法呢？銀行家便說：「車子既然有毛病，為什麼在都勻又答應把我們帶到貴陽呢？總之，限期今天中午修好，不然我就叫憲兵把你們押起來，把你們車子封掉，交給軍用。」
中午的時候，車子還未修好。但是他卻沒有封，也沒有押人。他只是說不再坐我們的車子了。從他嘴巴漏出來的消息，又是「緊得很」，敵人已到達麻江，距離不過二十五公里了。他托憲兵隊的朋友找到了另外一部車子，中午就馬上開走。我們聽到了這消息非常高興，好像放下了一個重擔子。從都勻到貴陽，馬場坪恰巧是全程的一半。既然生意拉倒了，照理銀行家家是應該繳交全部車費半數的，但是他卻左克右扣，只肯給予全部費用的五分之一。他說，在都勻的時候曾送給我們四十加侖汽油，該抵若干萬元了。
我們的車子終於修好了。我們正在得意地準備把車頂的東西全部搬回車廂里，卻不料當地的憲兵隊派了三十多名兄弟和家眷來，硬要坐我們的車子到貴陽。
我們無法拒絕，便只好一起擠在車廂里，簡直無法透得過氣。車子在山嶺顛顛簸簸地前進，從憲兵隊長口中我知道了這又是銀行家玩弄的詭計。那憲兵隊長說：「我們的上峰得到李先生的通告，他有一部開往貴陽的車子，沒有帶什麼東西。如果憲兵隊需要的話，可以附搭一部分弟兄到貴陽……」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我們聽了這一番話，大家都發出一陣冷笑。而我記起那天晚上給他吃咸魚的情景，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錯了呢？
是的，我是不是做錯了呢？
劉火子
刊於：1945年春，重慶《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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