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36年春，我在香港九龍一家小學教書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操上海口音的中年人持一封介紹信來找我。恰巧我不在學校，來訪的人把住址寫在信封上，留下信便回去了。我是住在學校裏的，晚間回到學校才看到信，原來是在上海神州國光社工作的朋友方天白寫的。方天白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神州國光社編輯部工作，曾與王禮錫等合作翻譯出版過一本《唯物史觀世界史》。方天白在信裏寫道，有一位叫季之華先生的初來香港，人生路不熟，如有什麼問題需要幫助解決的，希望我幫個忙。第二天我便按介紹信信封上的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酒店去找季之華先生。
到了彌敦酒店，我敲門進到房間，只見房裏有兩個人在談話。經過我的自我介紹，其中一位戴著眼鏡，身穿一件白襯衫，用吊帶掛著褲子，顯得比較清瘦的中年人便迎上前來，他就是季之華。另外一人，穿著一件灰色絲綢長衫，雙肩拱起，臉色黝黑，看來身體相當衰弱。兩人對我都十分熱情，我們在一張中間嵌大理石的紅木圓桌子邊旁坐下，談得倒很隨便。季之華比較關心的是有關香港和廣州的情況。
我是生在香港，長在廣州的，就向他提供了一些情況。當時廣州正在軍閥「南天王」陳濟棠統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陳濟棠手下有一個叫何■的公安局長殺過不少共產黨人，一個在培正中學教書的共產黨員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害的。我把香港英國當局和一些高等華人、洋奴的丑惡行徑也全講了。至于一些深入到本質的問題，我可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同季之華就是這樣只見了這一次。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大概是七君子事件發生後，我從印刷品的照片上認出，那位季之華原來就是鄒韜奮先生，我不禁十分激動地叫起來，這是多麼遺憾的事啊！鄒韜奮先生自從主編《生活周刊》以來，我是一個非常忠實的讀者，直至被國民黨「勒令」停刊，我沒有一期脫漏過。是他在「九．一八」和「一．二八」國難深重的日子裏，用一篇又一篇的小言論激發起我們的愛國熱情，從此走上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道路，他是我所推崇備至的先進人物之一。可是我和他對談了好些時候，竟然相談不相識！
那個在彌敦酒店裏陪同鄒韜奮談話的人，在兩年以後我們彼此認識了，那時我已離開學校，從事新聞工作，在香港一家報社擔任戰地記者，並加入了當時的進步組織「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香港分會成立的時候，我見到他依然穿著灰色絲綢長衫，在主席台上講話，原來他就是惲逸群。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從香港文匯報回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和惲逸群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時，他還和我談起當年初次見面的這件事。
劉火子
1984年4月4日，應韜奮基金會鄒嘉驪之邀寫此文
到了彌敦酒店，我敲門進到房間，只見房裏有兩個人在談話。經過我的自我介紹，其中一位戴著眼鏡，身穿一件白襯衫，用吊帶掛著褲子，顯得比較清瘦的中年人便迎上前來，他就是季之華。另外一人，穿著一件灰色絲綢長衫，雙肩拱起，臉色黝黑，看來身體相當衰弱。兩人對我都十分熱情，我們在一張中間嵌大理石的紅木圓桌子邊旁坐下，談得倒很隨便。季之華比較關心的是有關香港和廣州的情況。
我是生在香港，長在廣州的，就向他提供了一些情況。當時廣州正在軍閥「南天王」陳濟棠統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陳濟棠手下有一個叫何■的公安局長殺過不少共產黨人，一個在培正中學教書的共產黨員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害的。我把香港英國當局和一些高等華人、洋奴的丑惡行徑也全講了。至于一些深入到本質的問題，我可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同季之華就是這樣只見了這一次。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大概是七君子事件發生後，我從印刷品的照片上認出，那位季之華原來就是鄒韜奮先生，我不禁十分激動地叫起來，這是多麼遺憾的事啊！鄒韜奮先生自從主編《生活周刊》以來，我是一個非常忠實的讀者，直至被國民黨「勒令」停刊，我沒有一期脫漏過。是他在「九．一八」和「一．二八」國難深重的日子裏，用一篇又一篇的小言論激發起我們的愛國熱情，從此走上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道路，他是我所推崇備至的先進人物之一。可是我和他對談了好些時候，竟然相談不相識！
那個在彌敦酒店裏陪同鄒韜奮談話的人，在兩年以後我們彼此認識了，那時我已離開學校，從事新聞工作，在香港一家報社擔任戰地記者，並加入了當時的進步組織「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香港分會成立的時候，我見到他依然穿著灰色絲綢長衫，在主席台上講話，原來他就是惲逸群。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從香港文匯報回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和惲逸群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時，他還和我談起當年初次見面的這件事。
劉火子
1984年4月4日，應韜奮基金會鄒嘉驪之邀寫此文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