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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創辦初期部分同仁合影，前排：（左一）李碧依，（左二）劉湖深，（左四）馬季良（唐納），（左五）徐鑄成，（左六）楊培新，（左七）任嘉堯，（左八）胡星原；中排左三（蔣文傑），（左四）劉仕偉，（左五）陳欽源，（左六）王思曙，（左七）戚家柱，（右一）崔景泰；後排：（左五）黃立文，（左六）陳朗，（左七）劉火子，（右三）梅朵，（右四）米谷。 |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参加了香港《文匯報》的創刊，一九五一年離開香港回到上海，又踏進圓明園路上海《文匯報》的編輯部。我是因上海《文匯報》被封，為脱逃特務追捕回到久別的香港的。我在香港這段時間，經歷了香港《文匯報》創刊前後最艱難的歲月。今天回憶四十年前的往事，歲月的流逝雖然使記憶褪色，却是永遠難忘的。
我於一九四九年末繼孫師毅之後任總編輯，是一九四八年九月《文匯報》創刊之後不到兩年時間內的第七任總編輯。總編輯像走馬燈似的頻繁更換，充分反映了歷史進程的特點。
第一任總編輯馬季良，當時報社並不是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還有另一個名字——唐納。一九四八年末他就去了美國，現在法國定居。馬季良走後，由社長徐鑄成兼任總編輯。第三任總編輯是金仲華，他只做了幾個月就去了華北，並隨軍南下。上海解放後，金公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協助陳毅市長治理這個遠東最大的城市。繼金仲華之後，第四任是國際問題專家劉思慕，然後是廣西籍的學者莫迺羣。莫回到解放後的廣西任副省長，由孫師毅任第六任總編輯，不過兩個月左右，由我接替了孫師毅。到一九五一年李子誦來接任，才結束了走馬燈更換總編輯狀態。從此《文匯報》進入了穩定時期，並且一年比一年興旺。
上海是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的。第一批回到上海的同事是六月間乘第一艘從香港到上海的「盛京」號輪船回去的。當時要是從上海來的同事全都回上海，香港《文匯報》就會凑不成一個班子，報紙會出不下去。於是定出一個原則：上海來的廣東人暫時留下。我就留下了。到一九五〇年在香港補充了一些人，情况比較穩定，同意我回上海，我和端苓回上海的輪船票也買了，就在我將要離開香港之前，華南分局正式宣布由我接替孫師毅任總編輯。張鐵生、邵荃麟、吴荻舟、黄作梅、李沖都來找我，勸我一定要留下來將報紙辦好。我當時實在感到為難，一則我回上海的準備工作都安排好了，即將啟程，毫無思想準備；二則香港《文匯報》原來的同事幾乎都回上海，有些年青而能幹的同事則去了廣州，留在香港的人不多，而且還要走。辦好一份報紙首先要有一個有力的編輯部班子，否則是辦不好的。
要我繼續留在香港，既然是工作需要，我也就無法推卸，於是由張鐵生等分頭做說服工作，要章洪道、黄立文、陳朗、劉士偉留在香港，協助我工作。洪道負責副刊，陳朗從廣州辦事處調回來，仍然負責採訪部，黄立文負責夜班編輯，劉士偉除了負責經濟版，還要在白天處理編輯部的事務。同時還要吸收一些新人充實編輯部的力量。
《文匯報》的傳統是「三總」制，即總編輯負責領導編輯部，總主筆負責言論，總經理負責財務和經營管理。我任總編輯時期，起初沒有總主筆，由我自己兼管評論工作。後來任總主筆的是聶紺弩和司馬文森，在社外寫評論的有張鐵生、石兆棠、林焕平、袁鉄岳等。
報紙的局面總算穩定了，特別是從版面上看不出經歷了一段困難的時刻，但是報紙的經濟狀況由於各種複雜的因素越來越糟，在我担任總編輯的時期，可以說是《文匯報》在香港四十年中最艱難的時期。工作人員不能正常地按月領到工資，沒有足夠的錢定期發出稿費，甚至連買白報紙的錢都沒有。我記得拖欠工資最長的時間有三個多月，報社實在沒有辦法，就給同事們一叠廣告費的收據，請他們自己去收廣告費作為工資。據我知道，許多人都不願意為了生活而充當收費員，寧可向親友借貸或典當衣物來度過困難。當票對我們並不是稀有的東西。
我雖然對經濟不負直接責任，但不能眼看着發不出工資、稿費，沒有紙張印報而無動於衷，於是我和劉士偉也四出奔走，黄立文、陳朗也被捲入了。難關終於度過了，今天回憶起來，要特別提到饒彰風和張鐵生，還要提到香港一些工商界的朋友，要是沒有他們的關懷和幫助，難關更難度過。而在一九五〇年秋天起任總經理的余鴻翔，在克服困難中所作的努力，也令人難忘。我每次在解除了一個當前的困難，在看完大樣，簽字付印之後，疲倦地回到家裏的時候，端苓關切地問我情况怎麽樣，我就對她說：「陸游的詩真有意思，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端苓也就欣慰地笑了。但是我和她都明白，明天又將是一個「疑無路」的困難日子。同樣又是「柳暗花明」。儘管最終度過了困難，但是每天都得度過難關，這對一個人的精神負担實在太沉重了，在我的幾十年新聞工作生涯中，是從來沒經歷過的，因而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艱難歲月！
時間儘管短暫，國家却經歷着巨變。我們在香港《文匯報》有許多值得回憶的編輯生涯。在我主持編輯部工作以前，從三大戰役到北平、南京、上海、廣州的解放，革命進程勢如破竹。我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出任編輯部主要負責人的。首先，是組織報道國民黨在香港的許多機構的起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連同他們停在啟德機場的飛機，招商局和所屬海輪，國民黨空軍的地勤人員的起義。為了使這些起義起到連鎖反應的作用，我和編輯部幾個負責人每天下午都要在荷李活道三十號三樓進行研究，如何安排版面，而組織評論和新聞報道。夜裏，又設法使這些消息從眾多的稿件中突出出來，使之打動讀者。
四十年前，我與一些同事都還年輕，經得起滾爬摔打，不怕工作艱苦。記得有一次上班的時間長得出奇。那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我接到通知，說新華社有重要新聞要播發。於是，我和幾個夜班編輯於當天下午五時左右上班。我陸陸續續看了新華社發的「十萬火急」的公告十多次。原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按雙方協定，新聞和條約內容要在十四日莫斯科時間中午十二時，兩國同時見報。由於時差關係，發布時，我們這裏是北京時間下午五時了。為此，我簽發大樣，看完樣報，已是掌燈時分。大家熬了二十六小時，人雖疲勞，却很興奮。編一天報，花那麼多時間，在我的新聞工作經歷中，可謂空前絕後了。
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間，香港謡言鼎沸，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一些報刊，什麽中國人民解放軍登陸海南島失敗了。實際上，我軍以大約三個團的兵力，分成了好幾批偷渡登陸，與瓊崖縱隊會合，加強對主力的接應工作。四月上半月，我軍沒有動作，以麻痹敵人。而國民黨的宣傳工具却喧囂鼓噪。而香港的金市、股市，都有一些浮動。為了澄清事實，鼓舞人心，我在十六日天亮下班以前，關照黄立文留封信給採訪部主任陳朗，希望他設法採訪關於海南島的消息。陳朗是一個很有能力的記者，他看到留函後，作了種種考慮，最後終於決定掛長途電話到海口。香港的長途台問他掛到海口找什麽人，他說就找海口長途台。沒有接通，他就關照香港台每隔半小時接一次。大約在中午時分，終於接通了。聽電話的，是海口長途台的接綫員。他興奮極了，向陳朗大聲叫喊：「我們這裏解放了！」陳朗請他平靜下來，敍述解放軍登陸的情况，告訴他我們要正式報道的。這位青年，很有條理地談開了，甚至還談到在交戰的時候，他和同事們都躲起來了。所以香港來的電話打不通！陳朗一邊寫新聞，一邊通知我和其他同事去報館。聽了陳朗的介紹和看了他寫的稿件，我們判斷這是可靠的。於是，找來了原已做好的鋅版標題和地圖，趕着出一次號外！在香港，一下子就將那些謠言攻破了！回憶往事，至今仍十分感奮。香港《文匯報》已有大發展，祝願她更上一層樓，為國家、為海外華人、為港澳台同胞作出更大貢獻。
一九八八年夏於華東醫院
1988年9月9日，香港《文匯報》，第34版，四十週年報慶特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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