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歸他們

榮歸他們！
榮歸他們！

他，心窩被灼熱的子彈洞穿了；
他，五官被沉重的毒瓦斯悶出血；
他，腦袋被炸彈的碎片敲破了；
他，倒下了，倒在廝殺的土地上了！

他們的槍桿還擱在身旁，
他們的手指還扣手指還扣著扳機，
他們的手榴彈還端在手裏；
卻帶著仇恨以終，
帶著肉體的痛苦以終，
眼睛還仇視著，
仇視著那些犯我國土的異國人！

他們的靈魂非常美！
生是為了正義與自由，
為了簡單的生存道理，
不一定故鄉的園林受了蹂躪，
即使遼遠的邊城揚起烽火，
也沒有奢望與怨言，
帶著仇恨的意念戰鬥去！

他們的理想是光明的，
他們的死是偉大的，
既有光明的企求，
自有光明的預感，
雲遊於偉大的光幅裏，
金色的光鋪滿他們的笑臉，
輕風拂著他們的旌旗和馬鬃。

他看著同伴們把暴敵打垮了；
他，看著殘虐的異國人潰逃出他的家園了；

他，看著同胞們得救了；
他，看著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古國得救了！

榮歸他們！
榮歸他們！

劉火子
寫於：1940年3月，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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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香公（香翰屏將軍）

香翰屏（1890－1978），字墨林。廣東合浦縣人。1936年10月28日任命國民革命軍中將。 1937年11月10日任第三戰區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抗戰期間，香率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後回粵復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任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1939年1月－1945年1月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1940年在職第四戰區兼任「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主任。愛護士兵，紀律嚴明，得到同事士卒的愛戴.。一日本南支派遣軍的頭目們，在地圖上用紅色的鉛筆在博羅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匪區」；跟著又用藍色的鉛筆在惠陽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圓圈，說這是「良民區」。這兩個不同意義的稱呼，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侮辱，而後者尤甚。所謂「良民」無非說可以夠資格做順民而已。不過這侮辱，在過去有不少惠陽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覺得日本飛機轟炸惠陽比轟炸博羅在程度上確乎輕淺得多；因之有一個時期日本飛機在惠陽上空飛過，而一些無知的土民卻可以滿不在乎的站著仰頭看，彷彿那些飛機與他們是有親誼的，永遠不會丟炸彈的樣子。從這事實看來，過去的惠陽民氣是低落的。不過現在是覺醒了！第一，日本的飛機到底是殺人的（最近就丟了不少次炸彈），第二，戰區的政工大隊、社教的工作團等都在這裡開展了工作。特別是第三點，游擊指揮所坐鎮在這裡，在民眾中建立了信心。而對於民眾工作的實施也非常積極。據說游擊指揮所主任香公（香瀚屏）為了這工作，就常出發到各個鄉鎮去，緊緊地抓住機會，出現在民眾之前，對他們講解時事，慰問，給他們以興奮。現在，」軍民合作站「是遍地設立起來了，曾經在一次大反攻中發揮了他們的最高效能！「幾月前這裡的民氣是非常低落的，現在才好哩！」一個早上，我有機緣見到香公，問及民眾情形之後，他這樣的回答我：「如今，軍民合作站在很多鄉鎮中建立起來了，山西的民運怎樣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過，但我相信我這裡做的也不壞」！說得好像很興奮！是的，一個軍政長官長官能夠注意到民眾工作的，無疑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還有一個例子，那天同他談到食糧價格高漲，以及禁止牲畜出口問題。他說牛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因為這是對於農力的關係。而豬雞之類。第一，人們不一定要吃，第二，輸運出口，也是對外貿易之一，而且主要的還可以讓老百姓從此賺幾個錢。所以他還不打算禁，雖然這必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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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火子（1911-1990），原名劉培燊，曾用筆名火子、劉寧、劉朗等。廣東台山人，香港出生，二三年曾入讀廣州第三小學，二六年回港，二九年進香港華胄英文書院夜校，三三年至三七年間先後在香港數間中、小學任教，三六年與友人創設「香港新生兒童學園」，校址位於旺角奶路臣街。三八年任香港《大眾日報》記者，此後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四二至四六年間，先後在韶關、桂林、重慶、上海等地報社工作，四七年回港任職於《新生晚報》，四八年參與香港《文匯報》的創辦，五零年接任《文匯報》總編輯，五一年離港赴滬，任職於上海《文匯報》，九零年在上海逝世。[1] 劉火子三十年代初開始在香港《南華日報》、《天南日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和評論，三四年出席由《南華日報》社長陳克文發起的文藝茶話會，同年與戴隱郎等組織「同社」，創辦《今日詩歌》，並任主編，三六年與李育中、杜格靈、王少陵等發起成立「香港文藝協會」。[2]三、四十年代，劉火子曾發表大量詩作，除香港《星島日報》、《大公報》、《華僑日報》、《時代文學》等報刊，並在上海的《文叢》、《烽火》、《文藝復興》、桂林的《詩創作》、重慶的《詩文學》等刊物上發表。詩集《不死的榮譽》，一九四零由香港微光出版社出版。[3] 在《今日詩歌》始創號發表的戴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詳細介紹了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源流和特色，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對李金髮及象徵主義詩的認同並非只是單純的模仿或趨新，而是具有理論上的認知，固然是香港新詩史上的重要論文；就在同一刊物上，劉火子的短論〈中國何以沒有偉大的詩人出現〉，顯示了三十年代香港詩人在象徵派和現代派以外的另一傾向，同樣具有特殊意義。在該文中，劉火子針對五四至三十年代初，不少新詩多個人感興而少社會關懷的情況，提出批評，他說：「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客觀條件的影響所致，而多數詩人的眼光的狹隘，作品的陳腐無聊，也不是全無原因。不錯，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的眼光是太狹隘了。他們所看見的是花的美好，是月的團圓，是歌詠人生的美滿，是傷感情愛的消失，是桃紅的笑，是暗啞的哭泣，這種蓋著天鵝絨被子而向著愛與美的追求的人，好像是和現實社會隔絕一樣，……所以，從這一點研究的結果，我以為中國的從事詩的創作的人，至少都要能夠把握著客觀的現實的動的所在，這樣，中國的詩才有出路，才會產生出偉大的詩人。」[4] 劉火子的觀點其實很簡單，而問題本身的複...